日本诗经传播研究_张永平_9787302501336

日本诗经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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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日本诗经传播研究》结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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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针对《诗经》传入日本之后，在各个时代被引用、抄写、刊刻及传播之情形加以考察与整理，论证过程中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新发现，对《诗经》在日本的具体传播现象进行了梳理，还原了《诗经》在日本传播的本貌。

永平的《日本诗经传播研究》终于要付梓出版了，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永平的本科读的是日语专业，硕士阶段又师从王培源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酷爱上《诗经》；两相结合，将日本诗经学作为研究课题是顺理成章的选择，硕士论文作的就是《日本明治诗经学史》，其间还专程赴日本富山大学交流培养一年，师从日本学界《诗经》研究专家大野圭介先生，无论是资料积累还是切身感受日本学术研究氛围都收获良多。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永平的日本诗经学研究起步扎实，颇有成色。几年后永平立志继续深造，将日本诗经学史全部完成，于是仍然选择先秦两汉方向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我带博士的开门弟子。博士课程、原典阅读、资料搜集、问题思考都是围绕着日本诗经学史的撰著进行的。然而就在博士开题的前几日，永平得知王晓平先生耗费多年心血完成的大作《日本诗经学史》已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王晓平先生是我熟知的曾长期执教于日本、专攻中日比较文学的专家学者，早在1993年参加第一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就曾见到过他，他发表在此次研讨会论文集中的文章就是《伊藤仁斋父子的人情〈诗经〉说》，此后几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也都会带来与日本诗经学有关的论文，第二届是《朱熹劝善惩恶〈诗经〉说与诗歌论在日本的际遇》，第三届是《〈诗经〉之于亚洲汉文学》，第四届是《〈诗经〉的异文化变奏》等等，但他在撰写《日本诗经学史》，我却没有得到丝毫信息。现在王先生的大著已经出版，以我对他常年从事日本诗经学研究的了解，相信这会是一部功力深厚的著作。虽然学术研究各有所长，同样的题目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心得，但面对同样的对象，以同一视角进行审视，材料重复、论断重合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原有论题，另辟蹊径，转向日本《诗经》传播研究。
[][]日本诗经传播研究[][][][][]序（一）[][][]诗经学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角度讲，凡是与《诗经》有关的研究，都可以纳入诗经学的范畴，《诗经》的传播亦在其列；而从狭义角度讲，诗经学特指对《诗经》的研究，诗经学史即《诗经》的研究史。在西方传播学、接受美学输入中国之前，或者还没有全面发生影响之前，诗经学一般皆取狭义视角，王晓平先生在其《日本诗经学史》的《前言》中即明确交待自己这部著作的主旨，首先我想搞清的是他们读了什么，其次，我想搞清他们是怎么读的，怎么读的，即是对《诗经》的解读和研究。其中诸如明清诗经学与江户时代的诗经研究诸学派的《诗经》研究江户随笔中的《诗经》研究《诗经》论近现代《诗经》研究的诸问题《诗经》文化学阐释的得与失等章节题目，也分明可见其《诗经》研究史的定位和着力点之所在。
传播学视角则与之有异。传播学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以研究人类一切传播（告知）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为宗旨，具体考察谁（who）、说了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媒介（what channel）、给谁（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hat effect），即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而从传播学角度看，完整的文学活动也是一个传播过程，作家的创作、创作出来的作品、作品的发表和流传、读者的阅读和反应，恰恰构成了一个文学传播的链条，由此很自然被文学研究所借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出现文艺传播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已至20世纪90年代，最初较多集中在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学传播，先秦两汉等早期文学传播的研究则较少涉猎，这与传播学研究自身的特殊性不无关系。一般学术研究史（诸如诗经学史、楚辞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传世的阐释著作，只需悉心爬梳原著，或者再通过相关史料把握研究者的生平、思想及所处的语境和背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则是文学作品原生态的存在，所要借助的资料往往是传世文本、著作、作家生平之外的关于作品传者、受者以及演唱、诵读、铭刻、传抄、刻印等不属于正史典籍记载的部分，散见于各种笔记、杂史当中。后代由于各方面条件，这类著述比较多见，只需下大功夫，即有材料可依。先秦两汉去今已远，原本典籍材料缺乏，有关传播方面的记载更是稀缺，所以困难更大。近年《诗经》的古代传播研究渐有起色，而《诗经》在日本的传播，由于国度间隔，具体材料更难寻觅，中日学界都尚未展开传播学的专门研究实属自然。这样，将日本诗经学史转为日本《诗经》传播研究，的确是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也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永平的这部书稿，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经过精心打磨、补充、大幅修订完成的。博士论文侧重于史的角度，而这部书稿则进行了全方位、更深入的专题研究。现在看来，这一转向是成功的，它的确从传播学这一全新角度为日本《诗经》研究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首先，这部著作虽然没有过多理论阐述和使用专有术语，但对新兴的传播学视角把握比较到位，所论所述的确都是传播角度应有之义。比如就《诗经》在日本的传者而言，本书从初期的百济五经博士、日本遣隋遣唐使、大陆移民，到中古时期的大学寮、文人、贵族，中世时期的五山禅僧、公卿、博士家，再到近世的儒者、武士、町人、学童，直到近现代的大学教授、汉学家，无不充分考察，其中绝大部分是诗经学无由论及的对象。就传播媒介、渠道、场所等方面而言，本书论及了遣使、选派留学、奈良学制、释奠礼、赴大陆学禅、江户出版、幕府教育、经筵进讲、大学授课等各种活动。就传播载体而言，本书对《诗经》进入日本后的手抄本、木简本、音读本、印刷本等都详加考察，一一呈现。就传播信息而言，本书揭示了《诗经》在日本以《毛诗》为主、韩诗尚存及《毛诗正义》单行、《诗集传》一尊的存在情况，另外还有《毛诗音义》《诗经世本古义》《毛诗名物图说》《经典释文》等《诗经》及相关书目的出版，以及近现代东京大学以清代考据学家胡承珙《毛诗后笺》为教材的案例。就传播效果而言，本书论及了平安文学中的引《诗》用《诗》、《闲吟集》的仿《诗》体例、大学生的《诗经》学习、日本现代学者发表的《诗经》论文以及创刊于1974年的《诗经研究》，成立于1978年的诗经学会等等。
其次，这部书稿是对日本《诗经》传播的系统梳理。它不是单篇文章、单个论题的汇集，而是以史的线索，将《诗经》在日本的传播分为上代《诗经》传播：学林初现中古《诗经》传播：翰林竞艳中世《诗经》传播：禅林绝响近世《诗经》传播：儒林缤纷近现代《诗经》传播：士林超越五个发展阶段，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每个阶段的突出特点做了深刻把握和精心概括，《诗经》传入日本的起点、传者受众的变化、传播的程度、发展的走向清晰可见，一目了然，完全可以以传播史视之。
更值得称道的是这部书稿对材料的搜集和运用材料论证问题的手段。上面已经提到，传播研究的难度就在于它考察的对象往往是史料记述之外的原生态存在。尤其是若要按照史的线索，梳理来龙去脉，追根溯源，上古的传播信息材料更是凤毛麟角。这部书稿为呈现《诗经》在日本的存在可谓对各类材料竭泽而渔，搜罗殆尽。所引除中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三国志》《宋书》《梁书》《南齐书》《陈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著作外，还有韩国的《三国史记》、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扶桑略记》等。除此之外，征引了大量史著之外的日本本土文献，逸史、杂记、日记类诸如《日本灵异记》《神皇正统记》《宇多天皇御记》《实隆公记》《康富记》《台记》《牧园茅山日记》等，文集类诸如《关晃著作集第三卷：古代的归化人》《阿部隆一遗稿集》《藤原惺窝集》《荻生徂徕全集》等，文书、类书类等诸如《意见十二条》《令集解》《贞观式》《官职秘抄》《秘府略》等，典籍及考古文物类诸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毛诗并毛诗正义大雅残卷（纸背）》、日本兵库县出土毛传《诗经》木简等，书目类诸如《享保以后板元书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等，资料汇编类等诸如《日本史教育资料》《日本伦理汇编》《汉学者传记集成》《本邦残存典籍辑佚资料集成》《增补史料大成》《史料大成统编》《汉籍国字解全书 : 先哲遗著》《日本教育先哲丛书》等，文学类诸如诗文歌集《扶桑集》《新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五山文学全集》《正续本朝文粹》、故事集《今昔物语集》《伊势物语》等。
本书正是注意从各种文献材料中去寻找日本《诗经》传播的痕迹。比如从上表中发现与读《诗经》有关的情况。《宋书》中有顺帝昇明二年（478）日本雄略天皇遣使的上表，其中提到跋涉山川，不遑宁处，居在谅闇，不动兵甲，不遑宁处即见于《诗经·殷其雷》毛序，由此可见这篇表文作者不仅熟悉《诗经》，而且熟悉毛诗序，熟悉《毛诗》解诗体系的核心与思想。再比如从请求增加大学生膳食费用的《意见》中发现传《诗》信息。据平安中期学者三善清行在延喜十四年（914）向醍醐天皇提出的《意见十二条》第四条请增加大学生徒膳食费用之中记载，朝家之立大学也，始于大宝年中。至于太平之代，右大臣吉备朝臣，恢弘道艺，亲自传授。即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六道。《意见》中提到学生要习五经，而《诗经》正是五经之一，可见此时《诗经》已纳入大学寮学生研习科目。如此已属于间接论证，而本书中巧在间接论证的还有很多，比如论及《诗经》最早经传往朝鲜半岛再中转传往日本的途径，援用了《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论语》《千字文》经由百济传到日本的记述。这里虽未直接提及《诗经》传播，但《论语》中引《诗》、论《诗》达二十余处，《千字文》中也有出自《诗经》的诗句语典18处，48个字，这便间接证明了《诗经》已经借助某种文本载体传入日本的事实。
正是经由如此勤勉、睿智的多方搜求、辗转论证，使得一部相对完整、系统的日本《诗经》传播史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这里更多的只是筚路蓝缕，有拓荒之功，初步开辟出一片新的园地，严格审视还稍嫌粗疏，深耕细耨，还要假以时日。期待永平接下来有更深入的研究，能收获更多的成果。

廖群
2018年5月于山东大学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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