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学者！ 一本振聋发聩、敢想敢说的书！ 刘胜军，近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中极为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锐、观点独到、见解深刻、文笔洗练，且率真直言。这部文集荟集了他近两年发表的一些甚有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迅速、即时、深刻和尖锐地直击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并提出了相当深刻的理性分析、现实评论和改革呼喊。这本书目光犀利，立场鲜明，敢想敢说。因此突破了对改革的常规认识，使人振聋发聩。
老人与改革
近年来，自豪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突然陷入了迷局。一些学者甚至将过去10年归结为“改革已死”的10年。由于2012年适逢小平南巡20周年，不乏再来一次南巡的呼声，只是“世间已无邓小平”。于是，社会弥漫了对改革不进则退的焦虑感。
之所以说改革陷入僵局，并非杞人忧天。
其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决议，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突出表现在央企垄断和“国进民退”的现象。
其二，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甚，一些本该取消的审批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审批“设租”行为。
其三，国强民弱的社会格局继续强化。2010年仅“两桶油”的利润就超过民营企业500强之和。政府财政收入以两三倍于GDP的速度猛增，年底突击花钱已成常态。地方政府更成为当下房地产利益格局最大的受益者，房价调控始终投鼠忌器。
再次，由于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权力，腐败现象严重蔓延。不仅落马官员个个“钱多、房多、女人多”，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在靠关系而非创新赚钱，导致“仇腐”几乎等于“仇富”的尴尬局面。
最后，政府体系日趋庞大，公务员成了中国第一考；五级政府，人大、政协、党委、政府四套班子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政府。须知，政府是“非生产性部门”。“大政府”不仅意味着人民的沉重“养人负担”，也意味着更大的腐败风险。
可以说，某些“模式”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与公众对缺乏机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高度相关。眼下，中国不仅面临改革与革命的赛跑，还面临被极左民粹主义思潮绑架的危险——“唱红”绝不只是娱乐一下而已那么简单。
在中国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刻，以吴敬琏、茅于轼、江平、资中筠等为代表的一批年逾八旬的老人成为改革的旗手。他们的言论既警示了改革的迫切性，也给出了改革的药方。
改革为何停滞？
改革的推进，离不开相应的压力和动力。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顺利推进，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国企逼近破产，不改革就是死路。但现在，央企的高额利润，反倒成了继续改革的路障。正如吴敬琏所说：“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时候的认识是对的。但是现在看来，改革决议的落实情况并不好，主要是因为吃改革老本吃得太舒服了，甚至觉得不用改了。”
改革出现困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成为核心问题，而要政府自我改革、放弃过大的权力，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吴敬琏指出：“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更好地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改革的迫切性
在权力不断干预经济的形势下，吴敬琏先生一再呼吁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绝非杞人之忧。吴敬琏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亿元～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
腐败无疑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资中筠感叹：“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领域。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遏制腐败的蔓延。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
强势政府，也扼杀了企业的生存空间。资中筠说：“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卿但是，靠寻租发财的企业家注定没有安全感，这是出现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时代背景。吴敬琏回忆说：“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长请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座谈，他们情绪都灰溜溜的，根本没有信心，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现在的市场环境有问题。” 缺乏监督的权力，也导致了社会的阶层凝固化。厉以宁说：“靠本事成功的越来越少，农民工的儿子、孙子还是农民工。这种社会阶层的凝固化，到了下个阶段肯定会变成职业世袭化。既得利益集团，不愿回到计划体制，也不愿进一步改革，形成阻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可以说，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上访、群体性事件，都在警示我们改革的迫切性。吴敬琏严厉警告说：“一旦路径被锁定(在权贵资本主义)——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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