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为《世界历史评论》丛书第6辑，主题为“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分为“专论”“访谈”“专题讲坛”和“文献与史料”四个栏目，主要以城市为研究视角，站在全球的广阔视野中进行观察和对比，探索人类共同走过的足迹和历程。《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收入李孝聪、成一农等诸位名家的精彩文章15篇，视角丰富多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世界历史评论》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阵地、新平台，每年两辑，全面展现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新动态、新发展、新成果；刘家和先生特别题字，发表李孝聪、成一农等多位学者新研究成果，特别收录王旭教授有关我国城镇化的访谈。

　　陈恒，1968年生，上海师范大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首席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等。著译《古希腊》《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希腊化世界》《全球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史：从古代城邦到现代都市》等多部著作；《辞海》（2009版）、《大辞海·世界历史》世界古代史、外国史学史撰稿人。发表文章多篇，承担多种国家项目。主编“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经典人文书库”（上海三联书店）、“城市与社会译丛”（商务印书馆）、“大象学术译丛”（大象出版社）、“格致人文读本”（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丛书。


　　洪庆明，北京大学欧美近现代史博士，师从北京大学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郭华榕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欧美近现代文明史、法国社会生活史，译有《20世纪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私人生活史Ⅱ》等。？？

专 论 / Research Articles
李孝聪 城市—明清帝国体制运作的标志
成一农 理想与现实—明清时期政区舆图所描绘的城池
郭子林 底比斯城与古埃及帝国的兴衰
王大庆 “泛希腊赛会”“泛希腊主义”与古希腊民族认同
——从城邦到帝国转型的一个视角
王志超 试论亚历山大里亚犹太社区的兴衰
朱 明 法兰西帝国时期的城市
林 广 帝国与纽约城市发展
郭小鹏 日本近代城市建设的起步
李 娜 城市规划学的“沟通转向”与公众史学
彼得· 曼德勒 文　王天怡 译
维多利亚帝国的远古人类考古发现与“文明化”前景
梁民愫　杨春吉
社会文化、阶级意识与社会形态：佩里·安德森的历史认识探析
金嵌雯 解放历史：海登· 怀特的史学理论嬗变及其价值取向
访 谈 / Interviews
李文硕 比率超过50%，我国城镇化该走向何方？
——王旭教授访谈
专题讲坛 / WHRForum
沈志华　陈　兼
唇齿相依亦相磕——中朝关系演变七十年
文献与史料 /Sources and Documents
陈　飞 《亚述王表》译注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征稿启事

　　城市——明清帝国体制运作的标志
　　李孝聪
　　摘要：明清两代，城市标志国家行政体制的运作。明代在边疆，构筑都司、卫所城池及边堡，将人口与农业耕垦延伸的边地；清朝先以营造驻防城实施监控，继而改为府厅州县城市进行管理，牢固稳定地控制着帝国的边疆。本文选择三个地区的城市，阐述外表各异而实质趋同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贵州，明朝“州卫同城”，军事城堡承担军事防守和行政管理的双重功能；清朝沿用明代城址，城市承担着国家治理地方行政的运作。新疆，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在回疆原有的绿洲城池近傍，新建驻防军城，营造新的管理体制，再转变为府厅州县，牢固地控制新的边疆。川边，清朝先维持原有的土司制度，再通过改土归流，直接由朝廷委官治理，设置理民厅，推出新的城市，标志着国家在川西地区行使管理权。
　　关键词：明清城市　边疆　州卫同城　驻防城　理民厅
　　城市，无论在中国王朝时代，还是现代社会，都是国家体制运作的标志。城市不仅是国家地方行政建置的各级治所，管理地方行政的调控中心，而且还承担着物资集散商品贸易的功能，其选址必须满足交通便利，水源充足，人口集中的条件。城市的这种标志性，常常体现在中国传统形象画法的地图中，被夸大而凸显。
　　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清朝经过百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和版图；清朝正是以多层级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全国实施了有效的管理，为现代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铸就了基础。与此同步，清王朝始终不断地绘制全国疆域总图和各级地方行政地图，用地图的形式来展现帝国体制和国家疆域，地图反映全国各地的政区、水陆交通网和城镇的分布，体现国家的有效管理。不过，清代绘制的政区地图很难表现明确的边界，反倒是治所城市被置于地图中最显著的位置。清代地图能够表现清朝省、府、厅、州、县各级地方政区的划分、调整直至确立；地图也能够表现清朝对边地采取特殊的行政空间划分，从而彰显清代卓有成效地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管理。
　　清朝在直省以外的边地实行将军、都统、办事大臣等另一套军事驻防体制，在新疆按游牧和绿洲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在总统伊犁等地将军统辖下，在天山南北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统领的体制；内蒙古设绥远将军、察哈尔都统管理各盟旗，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定边左副将军和参赞大臣，统领喀尔喀蒙古诸部；青海、西藏地区则实行办事大臣体制。
　　当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尚未在中国占据较大比重的清代，各级治所城市容纳各类官署和相对密集的人口，主要体现对地方的政治统合与军事上的控驭；同时，城市的设置是区域开发的结果，城市本身承担着地区物资集散和自身消费的需要，也发挥着商贸市场的集散功能。因此，中国清代的城市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城市选址和布局要传达国家的制度。
　　明朝采取地方行政建制城市与都司卫所城堡共存的双重体制，卫所城堡的功能以军事防守为重，兼有物资交换之功能。清朝立国以后将这些卫所城堡尽数纳入府、厅、州、县体制，成为新的地方建制城市；同时，在重要的省城和边地营筑八旗驻防城。清朝，工商业获得发展机遇的只是京城和极少数省府城市，大多数地方城市仍处在缓慢的行政机制运转之中，工商业功能很弱小。城市形态和功能基本定型于政治性城市，驻防城则注重规整的营房布局和完善的防御能力，构成清代城市的另一种景观特征。
　　清朝经历康、雍、乾三朝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建立起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清代大量直隶厅的建立是对新拓边地或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实行管理的标志，“厅制”是清代富有政治特色的制度之一，初源于明代派遣知府佐贰官同知、通判以分防，清朝在新辟地区，最初采用驻防城体制或当地首领世袭的土司制，继而改世袭土司制为中央派遣的流官制，并以厅的设置来实现理民和对边地的控制。光绪末年几乎所有的土司制皆完成改流，理民厅制广泛设置于西北、西南地区。
　　八旗驻防城，又称“满城”，是清朝营造的单纯军事驻军防御性城市，长官为副都统；理民厅的长官为理民同知或通判，驻防城与理民厅城在功能性质上是有差异的。本文选取贵州、新疆、四川西部三个地区，分别阐述三地城市的兴起、外表各异而实质趋同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一、贵州城市的形成过程
　　明代以前贵州地区即使有过行政建置，也很难找到遗存的治所城址。真正意义的城市在贵州出现应归功于明代在贵州为保障湖广通往云南的驿路通畅，沿途营建了众多卫所边城。从明代弘治到万历年间，贵州省部分府、州、县治与卫、所指挥使同在一座城址之中，史称“州、卫同城”。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来分析，“州、卫同城”实际上是地方州、县将治所选在卫所城内，或放弃原有城址而迁入卫所城内的过程。“州、卫同城”以后，城市发展获得了更大的动力。从政治层面上说，“州、卫同城”使卫所城的军事职能与府州县城管理地方行政的民事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保障了府州县城的安全。如：镇远府与镇远卫同城、安顺州与普定卫同城、黎平府与五开卫同城、镇寜州与安庄卫同城、永寜州与安南卫同城，而且万历年间陆续上升为军民府，其职能的增加得到朝廷的确认。从经济层面上说，由于卫、所分布在驿路途中，“州、卫同城”使州、县城市获得优越的交通区位，扩大了它的经济腹地。
　　以安顺州与普定卫同城为例，普定卫城的交通区位十分优越，号称“滇之咽喉，黔之腹”，紧扼湖广通云南的驿道。普定卫城之筑肇自洪武十四年（1381），其城郭坦夷，物产富庶。成化年间，安顺州治迁入普定卫城，实现了“州、卫同城”，良好的交通区位给安顺州城带来了广阔的经济腹地，云南与贵州交换的货物都在此地汇聚，导致城市经济繁荣。“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南半里有桥；又南半里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由于“州、卫同城”后城市人口增多，尤其是民户增多，经济活动更加活跃，对市场数目的需求也就相应地增多，而州县与卫所不同城者其市场数量则要少得多。安顺府城围九里，山川扼塞，民夷辐辏……估人云集，远胜贵阳。
　　明清时期的安顺、镇远、黎平等城市都成为贵州省内的区域经济中心，显然来自明朝“州、卫同城”对贵州城市的塑造以及地理分布有较大的影响，清代废卫所制，地方一律实行府、州、县建置，并没有影响贵州城市的位置的变动，大多数城市仍然集中分布在湖广通云南的驿道沿途。直到今天，这条交通要道上城镇的高密集度，使之在空间上依然是贵州城市分布的核心地带。
　　明代在贵州大量兴建的军事卫所城，虽然从主要功能性质来看属于军事防御性的城堡，但是，这些卫所边城不仅承担军事上的防务，而且在当地也发挥过部分物资集散、加工和买卖的城市社会经济功能。所以，谈到贵州的地方城市，似不应忽略从明代“州、卫同城”向清代府州县建制城市的转变过程。
　　湖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土司原本均修筑城堡，当明、清两代改湘、滇、贵、川地区土司世袭制为中央委派官员的流官制时，并没有沿用土司现成的城堡。究其缘由，因为土司城堡既用来护卫，亦表示地位尊严，一般选址在山岗上，凭险而守，功能单一，难以承担城市的功能。因而，改流以后只能另外选址营建新城。
　　例一：湖南省永顺府城。该地属苗人居处区，宋代曾设羁縻州，元代置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明代升为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中央王朝未直接委官治理，实由土司首领掌管。清朝初，袭明制仍为永顺宣慰司，康熙后期，
　　苗人向化，愿朝廷设官输赋，类比内地。雍正四年（1726）裁宣慰司，改置永顺厅，属辰州府，仍治于永顺宣慰使司城（今湖南省永顺县东南老司城）。后因“本邑旧土司地亦有城垣，然负险而居，非都会之所”a，即难以发挥物资集散的市场功能。雍正七年（1729）移永顺厅治于旧土司城西北三十里岢场地（今湖南永顺县城），后升为永顺府城，属湖南省，领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
　　例二：贵州黄平州城。明代设兴隆卫。旧州城在其西北三十里，元代为黄平苗蛮丛蕞之墟，山溪险固，曾置黄平府；明代改为黄平安抚司，万历二十七年（1594）平播州宣慰司杨应龙之乱，改设黄平州。入清朝以后，将明代贵州诸卫所逐步裁撤，改置府州县。康熙二十六年（1687）裁兴隆卫，但因卫城地处湖广联系滇云之要途，扼偏桥、烂桥之险，以及重安江渡口，故移黄平州治于原兴隆卫城内。
　　康熙十年（1671）——
　　吏部议覆贵州巡抚曹申吉疏言：龙里、清平、平越、普定、都匀五卫，应俱改为县，各设知县、典史一员。以安庄卫归并镇宁州，黄平所归并黄平州，新城所归并普安县，其守备等官俱裁。应如所请。从之。
　　二十六年六月——
　　戊辰，吏部议覆云南贵州总督范承勋疏言：贵州所属十五卫、十所，请分晰裁改。偏桥卫裁并施秉县；兴隆卫裁并黄平州，移州治于卫治；新添卫裁并贵定县，移县治于卫治；贵州、贵前二卫裁去，改设贵筑县；镇西、威清二卫，赫声、威武二所裁去，改设清镇县；平坝卫、柔远所裁去，改设安平县；安南卫裁去，改设安南县；定南所裁并普定县，普安卫裁并普安州；安笼所裁并安笼厅；敷勇卫、修文、濯灵、息烽、于襄、四所裁去，改设修文县；永宁卫、普市所裁去，改设永宁县；毕节、赤水二卫裁去，改设毕节县；乌撒卫裁并威宁府。应如所请。
　　由上述裁并迁治的事例可知，贵州的城市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地方行政城市的转变，而且鉴于当年卫城的选址考虑到交通便捷，兼有平地屯种，能够提供给养的地理条件，所以，清朝将府州县城全部移到卫城所在的位置。
　　贵州因明代卫所屯戍制产生的众多城址，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功能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对于后世卫所分布地区的社会组织与自然环境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还需要学界予以更深入的关注。
　　二、新疆的城市与清朝在天山南北的体制运作
　　新疆古称西域，自然环境复杂，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三山耸立，夹持着塔里木、准噶尔两块盆地，盆地中间为浩瀚的沙漠戈壁，内陆环境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定了西域长期以来绿洲农业与游牧经营并存。在两汉政权经略西域之前，各块绿洲自成独立的政权，即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权力中心形成较大的城郭聚落，分布于山麓冲洪积扇缘的绿洲地带，但并非现代意义的城市。中原政权进入西域以后，两汉置西域都护府、魏晋置西域长史府、唐朝设安西都护府以领护之，“以军事监护的方式管理天山南北绿洲上的诸国”，从而将内地筑城戍守的形式带入西域，新疆地区始有类似中原的城市。现存唐代城址一般分布于沿“丝绸之路”交通线（南、中、北三道）的绿洲地带，天山南路的城址多于北路，这是由于天山北路寒冷的气候及相对湿润的草原环境适于放牧，导致天山以北多军帐行国，略少城址。唐代修筑的军城，往往濒临河流或水源选址，一般坐落在地势较高、易守难攻的地方。城址平面多长方形或方形，亦有适应地形为不规则形状的，例如若羌县石头城、阔那夏尔古城、阿克热克戍堡等，大小不一。唐代城址筑有夯土或土坯垒砌的城墙，城墙上筑有马面、城角墩台，城门修筑瓮城。唐代城址依据都护府城、州县治所城或军、镇、守捉和戍堡的等级和功能，分为单重城或内、外两重城两种形制。
　　唐朝以后，中原势力一度无力顾及西域，元朝则以松散的汗国形式统治天山南北，明朝弃守嘉峪关，新疆境内中原式城市随之黯然，天山南路由察合台后王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统治，曾经出现以“商贾如卿，百货交汇”的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为中心的天山“六城”，即后世所称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的“回城”。明朝至清前期，中央王朝未能有效地统治天山南北，原在天山北部的准噶尔部1678 年攻灭叶尔羌汗国，控制天山两翼，从康熙晚年至乾隆朝，清廷经过多次战争，才平定准噶尔部，终于统一天山南北，以构筑驻防官兵的满城来营造新的管理体制。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以伊犁惠远城为治所，统辖天山南北准噶尔、回部各地驻防官兵。新疆各地分设参赞大臣（治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办事大臣（治哈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阗），领队大臣（治库尔喀喇乌苏、古城、巴里坤、吐鲁番、英吉沙尔），乌鲁木齐设都统，以上机构皆统属于伊犁将军节制。另外，又于巴里坤设镇西府，于乌鲁木齐置迪化直隶州，均隶属甘肃省，进而稳固新的边疆。清朝没有沿用汉唐城址，而是采用在回疆原有的绿洲城郭外围新建或同城隔截设驻防城（即满城）的办法，监管回城，屯垦戍边，不仅保证帝国体制有效运作，而且带动新疆城市进一步形成规模。
　　新疆地区驻防城主要包括天山北路伊犁地区的惠远、惠宁、会宁、巩宁、广安、孚远等6 座驻防城和天山南路的绥靖城、永宁城、阿克苏城、叶尔羌城、和阗城、喀喇沙尔城、英吉沙尔城、徕宁城、库车城、哈密城等，共计16 座驻防城。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后天山南路的主要城市由回城与驻防城并存。回城，指清朝统一天山南路营建驻防城以前，当地已有的城镇。驻防城，指清廷营建的八旗驻防城，又称满城；道光以后，绿营兵增多，逐渐成为清廷在新疆的驻防主力，光绪年间更仿照内地的行政体制设置厅州县，满城渐渐被称为“汉城”。此外，由于清朝时分别控制新疆各地的参赞、办事、领队大臣均建衙署于驻防城内，故，驻防城又以“镇城”称之。
　　喀什噶尔城（今喀什市区）
　　城，地处天山南麓的吐曼河与克孜勒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在明朝之前已经形成土城一座，地势高峻，周匝约三里七分余，东开二门，西、南各一门，城内人居稠密，计有2545 户，8745 口，贸易回人170 户，585 口。城外艾提尕尔清真寺周围亦多民居，城村共计15500 余户，50700 余口。
　　驻防城，清朝驻防喀什噶尔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设参赞大臣一人，总理各回城事务，又设领队大臣一人。三十一年（1766）平定乌什之乱，参赞大臣移驻乌什永宁城，喀什噶尔改设办事大臣，专司境内之事，另设协办大臣。乾隆二十七年（1762），议政大臣永贵“于旧城西北二里许，临河爽之地基，创筑一城，其基即布拉尼敦故园也。城垣高一丈四尺，底厚六尺五寸，周二里有奇，门四，东承恩，西抚羌，南彰屯，北僻远，三十六年，赐名徕宁城”。徕宁城，作为参赞大臣驻地专为军事驻防，又称“镇城”，城内建参赞大臣、协办大臣衙署各一所，满营协领衙署一所、佐领官房一所、防御住房一所。道光八年（1828）大和卓之裔张格尔叛乱，毁“徕宁城”及旧城各门，十八年（1838），清政府重修喀什噶尔城垣。此城于同治初陷于阿古柏。光绪初平阿古柏，克喀什噶尔，光绪八年（1882），裁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于汉城置疏勒直隶州，于回城置疏附县来属，隶甘肃布政使司。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再次扩建喀什噶尔城，新疆建省后，升为疏勒府，领疏附、伽师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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