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不敢泣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你们能想得到吗？尉天聪刻写近代台湾文坛23位作家，让我们懂得那时代知识分子寂寞及悲壮之所在。

在那窒息的年代，有人燃起一把火，火便开始传递开来，于是他们在光与火与苦难中，淬炼出台湾文学的篇章，那么悲痛，却又何其温暖，照亮了一个不屈的世代。

不管那些过往的日子是多么令人感到沮丧，而我们自己当年又是如何冲动、幼稚，甚至盲从，追根究底，却可从另外某些人有形或无形的所作所为中体认出，那并不只是一段空白的岁月。

1.王鼎钧、徐晓、陈芳明等重磅推荐，台湾著名作家尉天聪重塑战后台湾人文精神史！

　　2.本书与《半生为人》《燃灯者》《暗夜传灯人》共同组成一幅两岸三地文化脉络图。

　　3.尉天聪刻写近代台湾文坛23位作家，让我们懂得那时代知识分子寂寞及悲壮之所在。在那窒息的年代，有人燃起一把火，火便开始传递开来，于是他们在光与火与苦难中，淬炼出台湾文学的篇章，那么悲痛，却又何其温暖，照亮了一个不屈的世代。

序言 寂寞的时光与灵光

　　 陈芳明

　　记忆总是灵光一闪，迸发出来的色泽与情调，漫漶在无法确定的 泛黄时间里。那绝对是无与伦比的真切，也绝对是难以捕捉的光影 ； 但可以感知它黏附在流动的血液，紧密与心脏一起跳动。

　　发生过于久远的台湾文坛旧事，即使出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只要化成文字留存下来，必然较诸肉体还要生动，还要持久。跨过 七十岁以后，尉天聪老师完成的这部《回首我们的时代》，重新描绘消 失已久的风景，容许年轻世代窥见曾经浮现的盛况与萧瑟。落寞的学 者，孤寂的作家，又从苍茫的历史迷雾中走出。不为人知的感情，不 易察觉的思考，再次涌动。那种力道，在回首时，产生一种重量。来 回行走在他的文字之间，简直是穿越一部战后台湾的人文精神史。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浪潮席卷之际，人文精神似乎是过时的一个 名词。在举世滔滔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或许更需要注意到人的价值 与气质。所谓人文，绝对不可能属于魅惑的神学，更不能属于精确的 科学，而应归之于与生俱来的情感与思想。它永远充满弹性，也是一 种难以定义的心灵状态。生而为人，自然会带有贪念，而且会充满私欲。人文精神在于讲求人格的锻炼与改造，为的是更勇敢强悍地面对不断变动的世界。它不可能是僵化顽固的态度，而是在不同社会条件， 不同历史阶段，表达深切而温暖的关怀。尉老师的这册人物志，对台 湾文坛的重要学者与作家投以深情回眸，也是战后人文精神的一个雄 辩。在生命中浮现的前辈与朋辈，所表现出来的艺术追求与社会关怀， 都历历在目，完整保留在这本很精彩的散文作品。

　　在他温润的文字里，释放出一种慈悲，截然不同于他年少时期的 脾性。曾经批判过现代主义文学的尉老师，经过长期思考的辩证转化， 慢慢培养更为从容的审美观念。当他转身回看历史的成长与成熟，似 乎也变得慈眉善目。如果时光回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他还在主 编《文季》的时期，可以发现他抱持着对峙与对抗，毫不留情，严厉 剖析现代主义作家的小说。那时他还未到达四十岁，曾经发表过一篇《幔幕掩饰不了污垢对现代主义的考察兼评欧阳子的秋叶》，充 分流露他强烈的批判态度。曾经站在现代诗与现代小说的对立面，他不能接受文学揭开人性的黑暗与堕落，即使到今天为止，他的评价还 是有所保留。但是当他诉诸文学时，许多愤懑之气逐渐收束起来。

　　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后，他是重要的旗手。但是比起朋 友陈映真与王拓，他出手的力道，还是相当节制。三十余年过去了， 曾经飘扬的论战硝烟，完全归于平静。尉老师从未表示有任何意见的 改变，不过他与现代小说家、现代诗人又重修旧好。那种情谊，无须 任何文字来解释。在平日言谈中，他仍然尊重五四以降的文学传统， 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精神，从未偏离他的理想。二〇〇六年出版的《枣与石榴》，恰如其分可以解释那种开放、平等、宽容的思维方式。他的 文字，经过时间的淘洗，让许多杂质沉淀下来，浮现一种前所未有的 澄明清澈。没有遭遇思想上的风暴，没有经过情感上的过滤，就不可能使狂飙的语法与句式获得升华。

　　对于后现代的新世代而言，他或许被视为一个保守主义的据点， 或是一个怀旧思想的剩余。凡是亲近他的人，当可理解他的心灵向整 个社会、整个家国敞开。若是要定位他的思想光谱，七十岁的他，应 该还是相当激进。当资本主义的生活成为一种风尚，他对于权力在握 者，有颇多微词。对于台湾这小小海岛，他怀有无比的信心，永远坚 持民主改革的立场，不会因为早年阅读过社会主义书籍，而幻想着乌 托邦式的革命。台湾渐进式的民主过程，使他看见潜藏在社会底层的 文化能量不断释放出来。自私的政客耽溺于权力争夺，却无法善用民 气，使台湾走向更为理想的境界。痛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决，扼腕于蓝 绿斗争的内耗，他总是担心台湾社会可能失去反转的可贵机会。历史 改造的契机一旦错失，极有可能使这小小海岛万劫不复。常怀忧心的 他，总是感叹最好的时代迟迟不能降临。

　　他比任何一位知识分子，还更具有深沉的台湾感情。对岸的不断 崛起，并不会使他感到恐惧。他总是密切观察，文化大革命何时能 够获得平反。对他来说，念兹在兹，无非是从基本人权的观念出发。 他总是相信，知识分子不能因为意识形态而舍弃真理。所有的理想都 必须经过真正的实践，也经过落实的追求，如果只是蹈空地迷信政治 信仰或立场，最后都无可避免走向悲剧。像他这样与时俱进，不仅不 是保守主义者，而是在这时代濒临绝种的进步分子。

　　必须理解他的思想状态，才能够清楚看见这本作品的用心良苦。 生命中的每一个时期，他从未虚掷。台湾战后史上的重要时刻，他也 没有轻易放过。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创办《笔汇》开始，就比任 何一位朋辈还更早熟地涉入现代主义运动。在那段时期，他并不只沉 溺于幻想或梦境，而是诉诸实践与行动，真正勇敢去追求。台湾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如纪弦、何欣、姚一苇、刘国松、陈映真，都是与他一起出发的重要作家。他们横跨现代诗、现代画、现代小说、现 代批评，预告了一个更为成熟的现代就要到来。没有经过实践，他不 可能当作信仰。必须看见，而且介入，他才有可能建立信心。一场文 学运动的展开，形成于思想条件与历史环境未能配合的阶段，但他还 是坚持走出来，甚至还造成无可抵御的风潮。

　　如果从辈分来看，他应该是与创办《现代文学》的白先勇、王文 与属于同一世代。从起步的时间来看，他竟是提早三年出发。发展出 来的路数，也与外文系出身的现代主义者截然不同。《现代文学》因为 有夏济安的引导，很早就有系统地汲取西方文学的养分，《笔汇》则是 以中国文学传统为基础，慢慢建立起与西洋文学的对话。他们的老师 是王梦鸥，颇具古典文学的修养，同时暗藏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书 中他所怀念的前辈，如台静农、高阳、子于、俞大纲、杨逵、程兆熊、 何欣、王梦鸥、姚一苇、无名氏，几乎是一个时代的重要人格。这是 尉老师平生最幸运，也最幸福的时期。他们的地位与学养，代表那苍 凉年代的精神象征。整个社会还未脱离萧条而残酷的阶段，却已经酿 造后代无尽追索的思想指标。从年少岁月开始，他就已经与如此珍贵 的人文风景相遇。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能够与一代的最佳心灵对话， 交谈，请益。那种文化洗礼，可遇而不可求。

　　尉老师表现出来的风范若是值得学习，应该是一个世代学术与艺 术的价值，直接间接灌注到他的生命。他以如此庞大的文学，去描摹 前人的智慧结晶与行事风格，似乎是在定位前辈文人的历史坐标，同 时也是在定义他所接受的历史意识。回到前面所说的人文精神，那不 仅仅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可以触摸、可以感觉的生动魂魄。它并不会因为社会变迁或政治改造，就永远一去不复返。尉老师企图要证明的是，人的学术，人的文学，从来就是可以传承，甚至可以用精致的文学追索。当他写到俞大纲的丧礼，那是由俞大维主持，拒收任何挽联。 尉老师的这篇散文做了相当漂亮的结尾 ：期间有人报告 ：经国先生 送来了丧幛！大维先生坐在那里，严肃地挥挥手，说 ：收起，不挂！于是在宁静中，大纲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这是非常干净利落 的回忆，也是不拖泥带水的行文。他这样写，就不足以彰显俞氏家族 的情操风格。

　　对于朋辈，他精确掌握彼此过从的情谊。几乎传中的作家，都在 他的文学里又重新回到青春岁月。他所写的唐文标、王祯和、黄春明、 陈映真、叶笛、纪弦、梅新、大荒、商禽、楚戈，几乎构成一个世代 的感觉 ；而这样的感觉，又构成尉老师人格的重要部分。没有这些作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判精神，恐怕会出现缺口。他们被记录下来， 是因为在曲折的命运中，倒映着苍白时代的飞扬与挫折。当他写到叶 笛，简直就是写到骨髓深处。其中的哭与笑，只有真性情的男人才会 表露无遗。他容许我们看到一个沉默日文翻译者的内心世界，也看到 一位芥川龙之介崇拜者的艺术奥秘。挺着一支灵动的笔，他写活了台 湾文坛感到陌生的燃烧灵魂。这种处理友谊的方式，显然也是尉老师 人格的一种延伸。有幸与他相遇，有幸与他交往，也有幸受到他这样 的追念，使那些远逝的人，从此不再远逝。

　　其中最令人感伤的一篇文章，莫过于《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 琐记陈映真》。他不惮其烦，细腻地追忆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是如何诞生。 在他笔下，陈映真可能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是有血有肉的浪漫主 义者。他们之间如今已是音信全无，但是长年建立起来的感情，无论 如何是不能切断。写到最后一次见面，他委婉暗示，两人之间的思想 取向已经背道而驰。当陈映真说 ：这些年来，大家都把文化大革命批评得体无完肤，这是不公平的。文革是有它庄严的意义的。

　　他刻意插入这一段话，等于是表明一条路已经走向两头。他与黄春明 面面相觑，简直不知如何回应。这是思想的分歧点，也是情感的断裂点。 在事件的无情冲刷之下，这篇文字还是勾起了无尽的怀念。这当然是 一场令人无法忘怀的离别，也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记忆。在字里行间， 没有丝毫的谴责，更没有细微的感叹，然而一字一句，彰显了他们之 间的友情是何等亲密，何等相知，又何等疏离。读完之后，不免使人欲泪。

　　七十岁后的尉老师，仍然还是性情中人。他的回首，其实是不 堪回首。当他转身回望，恐怕不是惊鸿一瞥，而是投以深情的凝视。 二十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经历过那么多的生生死死，那么复杂 的分分合合，他还是勇敢写下灵魂深处无可磨灭的身影。寂寞的时光， 竟是充满奇异的灵光。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这样那样分散在各种 不同的人格特质身上，他耗费心神，重新拼图思想的断片，艺术的碎 片，使一个时代的风貌又再度降临。浩浩荡荡二十万字，为台湾历史 筑起一块丰碑。旧时代欲逝未逝，新世代欲至未至，其中的微言大义， 带来无穷的意志，以及无尽的悲怀。

尉天聪

1935年生，江苏砀山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十余年间，先后主持编辑《笔汇》和《文学季刊》等杂志。

著有《到梵林墩去的人》《路不是一个人走得出来的》《民族与乡土》等作品。

目 录

　　百年冰雪身犹在

　　苍茫独立唱挽歌

　　找回失去的星光

　　素朴坦然一君子

　　土地的守护者

　　依旧是鹅湖风采

　　孤寂的旅程

　　他影响了那么多人

　　怀想那一段岁月

　　无名氏最后的日子

　　燃烧的灵魂

　　悲悯的笑纹

　　寂寞的打锣人

　　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

　　府城的李白

　　独步的狼

　　诗人与同温层

　　掉进猪笼草的飞虫

　　那个时代，那样的生活，那些人

　　苦行的旅者

　　江湖寥落那汉子

　　去奚淞家看画

　　怆然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