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雪山看世界：西藏近代留学生史话》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严谨扎实的田野调查、丰富的藏汉文文献资料、深入的现场访谈，全面描述２０世纪初叶至１９５９年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传统教育模式、西藏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留学经过、西藏留学生的近现代化力量和历史影响。

　　以医方明、工巧明等为代表的西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引世人叹为观止，为西藏文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样一个体系庞大、融汇古今的文明大观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是在一个开放、交汇的环境里不断生成的奇葩。
从一千多年前现代藏文的厘定者吞弥·桑布扎远赴天竺取经，到1911年青年活佛擦珠·阿旺洛桑漂洋过海，东渡扶桑求学，一条线路在西藏文化的版图上若隐若现，那是无数留学生们用生命和意志踏出的一条看不见的路，正是这条文化交流之路，才有了西藏多元文化的源头和西藏文明的今天。从藏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看，怎样评价留学生在西藏文化史上的作用都不为过。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不要说我们对那些曾经创造了西藏灿烂历史的留学生的英名知之不多，就是对曾经不同程度地为西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近代留学生的故事也鲜有人问津。时至今日，国内关于这个寂寂无名的“冷门”课题的研究论文不会超过10篇，无论其探讨的深度和广度都与西藏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然而，一个声音却在耳旁不时地提醒着我们，那就是，留学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声势浩大的留学运动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为什么说近代留学生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话还得从头说起。
当西藏近代留学运动还完全没有眉目的时候，中国内陆近代留学事业的奠基人容闳已于1854年走出耶鲁大学校门，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接受了美国良好教育的留学生容闳满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他获得学士学位的当年，就启程返回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他的梦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那是1847年4月12日，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勃朗因病归国，容闳随勃朗夫妇同行前往美国求学。这在今天看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在当时却不尽然。首批赴美的这三位中国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都出生于贫苦的家庭，容闳的父亲是个种田人，送容闳进入教会学校只是想学点洋文，以后可以在洋人家里做仆人。远渡重洋，生死未卜，非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这条路的。但正是这冒险的行动改变了这三个孩子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其中堪称中国留学奠基人的容闳，他到达美国后，刻苦攻读，终于进入了美国的名牌大学，在那里，他学习了西方的文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新兴的自然科学，当国人还普遍囿于传统落后保守意识的时候，他已经在太平洋彼岸培养了一种彻底开放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要想让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便要学习美国和西方文化，而最好的学习方法便是留学教育。
1854年11月13日，容闳由纽约乘船回国，开始实施其“苦心孤诣以从事”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上下求索，南北奔波。但在当时保守落后的气氛下，容闳的“教育救国”理念已经超过了那个环境所能接受的范围，于是，接踵而来的挫折可想而知。
自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洋务运动的开展，社会急需周知外情、精通西技的实用人才。晚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以不同方式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清廷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并将此视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1868年，中美两国签定了互惠协定，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1870年，容闳起草了关于幼童留学教育方案，呈送朝廷，为曾国藩和李鸿章所采纳并付诸实施。1871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为留学幼童设立了预备学校，由容闳负责招收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在容闳的倡导和推动下，清政府才于1872—1875年先后派出四批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规模的官费留学的开端。
从1875年起，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多批共80多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洋务运动的开展，学习西方的技艺。但它在无意中却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外交、实业、思想、文化、军事、科学等方面的精英人物，李鸿章夸其为“深明窥要，足够任使”。 到1896年，又有13名青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此后，新政时期的清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留日的鼓励政策，加上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留日之风盛极一时，史书上称当时的留日生“相望于道”。
学生运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孕育出了无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黄兴、章太炎这样杰出的同盟会领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风云政客蒋介石与汪精卫；周恩来、邓小平等怀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赴欧“勤工俭学”的特殊一代学子，足可掂量出这一代留学生的分量。如果把他们的名字从这一时代去掉，那么中国接下来的半个甚至一个世纪的政治史恐怕都将是空白。
诚如季羡林所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法，而西方是演绎法。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融合将激荡出更加灿烂的文明。”那么，我所了解的西藏近代留学教育史又未尝不是如此呢？
我作为媒体工作者在西藏拉萨市生活了20多年，接触过不下数十位在1959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曾留学海外的西藏籍留学生，随着与他们交往的不断深入，每每有感于他们身上完全不同于我们一般人的精神气质、生活情趣、待人处事的独特方式，高效持久的工作热情，高广透彻的世界眼光，以及对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孜孜以求。“相由心生”，连他们的长相风度我都能看出与众不同的显著改变。这不但与他们的异域经历有关，而且跟他们在留学生活中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乃至于人生观、世界观都有关联吧？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留下过难以忘怀的记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有很多的快乐，总能得到更多新奇的知识，吸吮到人生智慧的乳汁。于是，就有了写作这本书最初的想法。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们研究历史，往往靠论证、考据、推测、揣摩，甚至于在臆想和纷争中求证某些历史事件，那么，为什么不在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健在的时候去做这些工作呢？因为我们在若干年后可能要面对的疑窦，这些尚在的当事人现在不就能作出解答吗？
我不是历史学者。但我认为哪怕是为了这些健在的留学生们所曾经付出的努力和辛劳，为他们留下人生历程和思索也是有价值的。他们是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不为人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打心眼里尊敬和喜爱他们，我对他们缤纷多彩的人生故事充满好奇和打探的欲望。
为了他们，这些健在的和已经过世的西藏留学生。
我认为如果不去记录他们的故事，西藏近代教育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中国近代教育的历史是不完整的，至少我们将会失去观察近代西藏历史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第一章 西藏传统教育模式
第二章 西藏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
第三章 留学经过
第四章 西藏留学生的近现代化力量和历史影响
第五章、部分西藏留学生生平事迹记

　　《翻越雪山看世界：西藏近代留学生史话》：
　　为切实推进蒙藏教育的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拨出蒙藏教育专款50万元，交由教育部负责推进蒙藏教育。自此，教育部在蒙藏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下来，与清末驻藏大臣联豫关于兴办汉文学堂连篇累牍的奏折似乎形成了前后呼应之势。
　　学者徐百永研究发现：“在国民政府看来，教育在西藏与外界的关系中曾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如何利用教育的力量改进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其关注的焦点。自民国初年以来，为整练军队与兴办新政，在英国人的引导和鼓动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多次派遣贵族子弟前往英国、印度等地留学。西藏贵族遂开始与英人接近，英人乃利用种种笼络手段，使得‘西藏世家俗官多倾向英国’。驻藏办事处由此认为，‘英人以教育收藏官贵族附英，我岂不能再以教育再收其附我？’从此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教育帮助英国在西藏构建了一个亲英的贵族集团。也正是因为此，驻藏办事处将对藏未来政局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贵族子弟进行教育作为工作的重要方面。尽管对藏族贵族子弟的教育开展得并不顺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改善汉、藏族长远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①
　　但是，国民政府西藏办学最终成效甚微，是什么原因呢？徐百永等学者研究后认为：
　　首先，“国民政府在西藏教育事业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受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随后者的节拍起舞。自民国初期西藏地方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官员和机构以来，西藏地方一直对中央政府在藏势力的增长保持着较高的警觉性，对于中央政府在西藏所办教育设施也颇多疑虑。这种心理一直伴随着西藏地方当局。处于这种环境中的西藏教育事业，其发展自然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西藏地方对于国民政府的教育事业举办设置障碍，如国立拉萨小学曾多次谋求拓展学校校舍均为其拒绝，使得拉萨小学只能局限于驻藏办事处二层狭小、光线严重不足的环境中；另一方面，西藏地方‘受英人愚弄，视中央政府在藏推广教育，疑忌甚深，往往多方阻挠’①。”
　　其次，“从西藏教育政策来看，国民政府治藏教育政策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国民政府治藏教育政策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的方式，统一蒙藏人民的语言和意志，进而谋求建立巩固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边疆教育政策中渗透着浓厚的同化色彩，自然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但比之极力反对在拉萨修建英语学校，显然又是两种性质的问题。”②
　　鉴于此，国民政府在西藏教育方面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如国立拉萨小学在推行国语教育的同时，将藏语定为随习科，以便引导藏族学生入学，这样既推行了国语教育，又可以“应付藏方当局，引导藏生入学。”1944年，教育部也认识到了推行国语政策的弊湍，在“检讨报告”中反思，“语文不过是教育的工具，并非教育的目的”，“对国语教育之推行，实无强迫的必要”。接着，教育部1945年颁布《边疆初等教育设施办法》中改采国语、边语并行政策。③
　　关于民国时期的蒙藏教育，实际情况是由于西藏远离京城，西藏地方派往蒙藏学校入学的学生人数屈指可数，且以僧人为主，对西藏社会发展贡献不大。但在拉萨开设的国立小学由于经费比较充足，办出一定影响，取得一定成效，培养了不少藏汉双语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的生力军，从国立拉萨小学的毕业生中走出的省部级干部和著名专家学者不下数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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