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句段
权力不一定采取胁迫的形式。出现反对意愿以及对统治者的反抗，这一事实恰恰证明权力业已衰弱。权力越强大，就越悄无声息地运作。当它不得不证明自身时，它已经被削弱了。（P1）
权力排斥自由，这种观点一直存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他者自愿服从自我的意志，在这种状况下自我的权力达到最大化。自我并不强迫他者。自由的权力（freie Macht）并不是一个矛盾修辞。它意味着：他者在自由中追随自我。谁想获得绝对的权力，就必须不诉诸暴力，而诉诸他人的自由。当自由和征服完全重合，便实现了绝对的权力。（P7）
权力创造意义（Bedeutsamkeit），通过建构一个意义视域，事物在其中得到阐释。只有考虑到权力，事物才变得重要，才拥有意义。跟权力的联系构成了意义。（P30）
规训权力使用一种细致多变的语言。它想融入血肉之中，而不是造成伤害。它用规范或常态来运作，而不是刀剑。福柯还将一种肯定性和生产力归功于规训权力。它塑造和构建身体，产生新的动作、手势和姿态，以达到特定的目的。它把一个“无定形的面团”塑造成一台“机器”。（P40）
人们为什么倾向于对他人施加权力，哲学对此有何解释？对于这些问题，福柯的回答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自由，他们决定他人行动的愿望就越强烈。游戏越开放，指导他人行动的方式即游戏的种类就越多样。相反，在几乎不存在游戏可能性的社会中，对权力的渴望也会减弱。（P51）
自我肯定不一定与压制或否定他人相伴而行。这取决于中介的结构。通过强中介，它不再是否定或排斥，而是整合。上帝代表了一个最高等级的中介。相反，实施暴力者将是一个神经症患者。他只有通过缺乏中介的暴力才能实现自我延续。因此，神经质的自我肯定会导致对他人的否定。（P63）
权力的伦理学
颇为有趣的是，福柯坚持自我主导的范式。显然，他继承了这样一种欧洲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不断试图建立一种自我的伦理学和自我的美学”。除了蒙田、波德莱尔和叔本华之外，福柯还将尼采纳入这一传统中。尼采的权力哲学当然带有自我的伦理学和美学特征。但与此同时，尼采的理论也发展出一种动力学或辩证法，引导权力超越自身。
尼采要求，一个人应当尽可能对自己诚实! 生活“本质上是占有、侵犯、压制陌生者和弱者、镇压、严酷、强制施加自我的形式、吞并，或者最低也最温和的，是剥削”。剥削不属于“败坏的或不完善的、原始的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的基本功能”，它属于“生命的本质”。它是 “真正权力意志的结果，而权力意志正是生命的意志”。每个生命体都想“增长、攫取、吸引周边事物、占据主导地位”，而这“并非源自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观念，而是因为他活着，因为生命正是权力意志”。
行使权力在这里意味着将自我强加于他人，自我在他人身上过度生长、过度蔓延，即在他人身上延续自我，或者穿透他人，搭建一种连续性、一种自我连续体。权力本身是一种对自我的渴望（Sich-Wollen）。权力无法从自身内部产生对抗措施来反抗这种意图，即反抗对自我的渴望，一切转向他者的行动都同时是向自我的回归，也就是说，一切对他者的关怀都不会超越自我关怀。权力与这种持续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满足，以及持续的回归自身联系在一起：“权力的感觉首先是征服，然后是支配（组织）——它管理已被征服者，以便保存他们，它保存了已被征服者本身。”
尼采并不把权力只归属于人类行为。相反，权力被提升为一般的生命原则。甚至单细胞生物也在努力争取权力：“让我们以最简单的情况为例，即基本的进食：原生质伸出它的伪足，寻找抵抗它的东西，不是出于饥饿，而是出于权力意志。”真理也被解读为一种权力事件。事实上，真理是一个光学镜片，有权力者将其作为自身的视角注入他人之中，并在他人中延续自我。它是一种统治的媒介。美也遵循权力的经济学：“形式的肆意发展：最美丽的只能是最强壮的：作为胜利者，他们维持自身，并为他们的类型而感到欣喜，繁衍后代。”权力确保了一种类型的繁衍。因此，它创造了一种连续性。哲学家也努力延伸自己的光学镜片，从而延续自身。因此，尼采这样阐释柏拉图的理念，“甚至哲学也是一种崇高的性冲动和生育冲动”。
因此，“征服”、“剥削”或“侵犯”都属于“生命的本质”。它们反映了权力意志，这种意志赋予生命活力。每个生命体都想增长，攫取、吸引周边事物。面对这种普遍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意志，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对一切生命的厌恶”从何而来，而这正体现了“强大心灵的沉静”。尼采显然不同意将权力归于一种剥削或压制的否定形式。相反，他把权力与种种其他属性交织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的特征。例如他把正义说成是一种“向四周远眺的权力的功能”。剥削性或压制性的权力当然也可以向四周远眺。然而只要它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环顾四方的目光最终只会朝向自我。权力将远方纳入视野，仅仅为了扩大自我的范围。只有当权力被一些事物触动，而这些事物并不围绕权力自身旋转时，权力才能够为了远方、为了远方的事物而眺望。然而正义具有“高度、明确的客观性，深入且宽容地看待问题”，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权力效应。它那“关怀的目光”，也会转向渺小、短暂之物，并不等同于权力的目光。权力不熟悉那种“极温柔的情绪”，那种目光柔和的友善。只有一种不属于权力的、陌生的品质，才能帮助权力获得宽广、长远、友好的目光。
严格来说，正义引发的运动是与权力的集合结构相对立的。权力中固有的是向统一的牵引。因此，权力不会友善地对待众人、多重性、多样性、旁观者、偏离中心者。相反，正义想要“给予每个人属于他的东西，无论他是生者或死者，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因此，正义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是中心化的。尼采也称其为“信念的反对者”。正义者更多地倾听事物，而不是听从自我。放弃信念同时也是放弃自我。因此，有必要更多地从事物的角度去倾听，更多地超越当下的信念去开阔视野，这种当下的信念总是包含着一种自我的信念。正义者放弃了自己的判决，因为这种判决总是来得过于急促。判决已经是对他者的背叛：“罕见的克制。——这往往是人道主义的标志，不愿评定他人，拒绝对他人做出判断。”一个人通过悬置个人的信念，悬置对他人的看法，通过听、倾听，通过放弃个人的判断，也就是放弃自身，来实现正义。因为自我总是来得太急促，而有害于他人。这种罕见的节制不可能来自权力本身。迟疑不决不是权力的固有特性。权力本身从不拒绝评定他人，也不拒绝对他人做判断。相反，权力正是由判断和信念组成。
只有“向四周远眺的权力”，也就是拥有“关怀目光”的权力，才能在不产生非—地的情况下定位。因此，它建立了一个公正的地方，给予“每个人”“属于他的”。尼采并没有止步于这种公正性。他显然设想了一种无边际的友善，无差别地欢迎每个人、每件事物：“……一切生成者、徘徊者、追求者、转瞬即逝者，都将在这里受到我的欢迎！好客是我现在特有的友善！”这种独特的好客之道给予每个人超过给予他自身。在这一点上，好客之地与公正之地不同。海德格尔论述的地方也是一个公正之地，因为它“照亮和穿透了所集合之物，从而释放了它的本质”。但它不能发展成无边际的好客，后者也会接受“集合”之外的事物。
在《朝霞》中，尼采用一种贵族式的友善（Freundlichkeit）来反对基督教的邻人之爱（Nächstenliebe）：“另一种邻人之爱。——那些不安的、嘈杂的、不对等的、紧张的存在，是伟大激情的对立面：伟大的激情在人的内心深处静静地燃烧，在那里聚集了全部光和热，使他的外表看上去冷酷、漠不关心，在他的容貌上刻下了无动于衷的印记。这种人偶尔会有邻人之爱，但这种爱不同于善于交际和卖弄风情之人的爱：这是一种温和、体贴、从容的友善；他们仿佛透过其城堡的窗户向外张望，这城堡是他们的屏障，因而也是他们的牢笼：观察陌生的、自由的世界，观察他者，这对他们有益！”在这种贵族式的友善状态下，自我仍然是自己的囚徒。尼采取消了界限，把它定义为一种无条件的好客，没有任何“不稳定性”，没有城堡，没有自我的屏障。这里涉及一种“危险的疏忽”，一种“充盈的心灵的疏忽，它从不费心去交朋友，而只懂得好客，总是实践并且懂得如何实践好客—心和房间向任何想进入的人开放，无论他们是乞丐、跛子还是国王”。与这种无条件的好客相对立的，是那种在朋友身上看到“第二自我”的友谊。它之所以是一种“危险的疏忽”，因为它不是一种自我关怀，因为它从不操心自我。
从权力的自我中心式经济结构出发，无法解释为什么观察陌生世界和他者对那位强大的城堡主如此有利。这种凝视并不出于征服的意图，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对于有权力者来说，自己的城堡是牢笼。是什么促使他把目光从自己身上转向他人，将他的视线完全投向陌生世界？是什么导致有权势的人超越了贵族式的友善，变成了无差别的、无条件的、不对等的友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力，如何能从自身产生这些友善，这种对他者的友善？
尼采错误地将友善追溯到权力，即追溯到“想要泛滥的权力”。慷慨是“权力过剩所产生的冲动”。因此，权力的自我中心特质不容置疑。有权者的道德的本质正是“自我美化”。然而，这种“想要给予和馈赠的富足的意识”，确实能建立在自我美化的基础上吗？作为权力基础的意向性，将重新把一切馈赠据为己有。统治者在馈赠中获得愉悦，因为这显示了他的权力。例如，在这个意义上，恩典是对统治者的权力和自我的最高肯定。在馈赠中，他满足自身。然而，这种自我满足使泛滥变得不可能。这就是自我的泛滥。这种泛滥的特点恰恰在于，不能重返自我。
尼采还将贵族与“暴民”和“暴力统治”进行了对比：“因此，我的兄弟们啊，需要一种新的贵族，它是所有暴民和所有暴力统治的对手，并将‘高贵’一词重写在新的石板上。”在这里，尼采区分了高贵的权力和作为暴政的权力。然而这一区分的前提是，权力本身并不高贵。统治者脱离平民，用贵族的光环环绕自身，这并不是权力的效果。权力本身并不能从自身出发上升到富足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高贵的标志。由于权力之中包含欲望，权力永远无法唤起富足的感觉。充盈或丰富并非仅仅来自权力的积累。权力也许永远无法摆脱匮乏的感觉。
权力自身，即便是富足的权力，也不会使心灵漂移到那种“危险的疏忽”，而变得只懂好客。由于权力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做到那种无边界的好客，不能把房子向每个人敞开。尼采非常清楚，自我的经济结构将导致什么形式的好客：“好客。——在好客的习俗中蕴含的意义是：麻痹陌生人身上的敌意。一旦人们不再立即在陌生人身上感受到敌意，好客之道就会减少；只要这种危险的假定依然兴盛，好客之道就会兴盛。”
友善并不是权力的内在品质。相反，权力必须被一些不属于它自身的事物触动，以便权力的中介能够超出其可能的中介范围。友善也是一种中介，甚至是一种强烈的中介形式，但它缺乏权力的意向性，即主体性的“至高地位”。友善之地与权力之地不同，因为它并不完全从一个人的连续性角度出发，来看待孤立的或相邻的事物，它也允许他们在自身的如此存在中发光。友善的定位超越了权力的定位。这样一来，友善便不会产生非—地。友善抵抗那种对空间的清除（entorten），权力则永远无法完全避免这些效果。
即使权力在其富足状态下表现为无条件的好客，它也与权力的另一面相邻。它已经成为一种超级权力，在其内部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权力的自我否定（Selbstaufhebung），从其中发出无边无际的馈赠，不能通过返回自身或自我意愿将之重新据为己有。这种馈赠，仿佛无意识、无目的地发生；一种无边无际的友善，其产生甚至先于对他人的关心，先于对他人的任何强调意义上的关怀。
尼采，这位不同寻常的“权力意志”哲学家，当他召唤另一种权力和意志时，我们要认真倾听：“在窗外，澄明、和煦的阳光下沉思的秋天，北方的秋天，我爱它如同爱一位挚友，因为它是如此成熟，如此无欲求、无意识。无须一阵风，果子便从树上掉下来。……在一片寂静中，它坠落，并感到幸福。它不为自己谋求任何东西，却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这里所召唤的是一种“在那里”（Da），它无欲求也无意识，没有自我，没有名字，没有渴望。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按照福柯的说法，是一种“自我的伦理学和美学”，它导致了一种无名学（Nemologie），一种“无人”（Niemand）的伦理学和美学，一种无意图甚至无欲求的友善。尼采很可能一再听到那神圣的声音，敦促他把自己赠予他人，把自己清空（entleeren），成为“无人”：
你想要馈赠，想把你的剩余赠送出去，
但你自身就是最多余的！
明智些吧，你这个富人！
查拉图斯特拉啊，先把自己赠予他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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