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秩序的重塑，总有这样那样的过程。身处历史进程中的我们，并不能准确判断世界正处于和即将处于怎样的状态，但我们从历史和现实都能明确地知道，变局已来，然后不得不追问，这个缤纷的世界将何去何从。
当人类历史迎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战争、疫情、种族、贫困、性别、能源短缺、气候变暖甚至代际交替，这些问题一一摆在了人类面前。对于全球主要国家来说，旧有的国家发展动力无以为继，寻找新的国家发展动力尚需时日，各国都在各自不同的困境中前行。
无论怎样，在前行中，发展需要延续，治理也需要持续。令人忧心的是，尽管各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如同2008年时形成共抗金融危机的合力的基础似乎日渐式微，反而是更多基于意识形态而非民生的考量占了太多的C位。之前30年全球化时代的欣欣向荣、互利共赢，在有些国家的蓄意破坏下正逐渐丧失，“国家”本身取代了“国家间合作”，正成为这个时代新的特征。在这种思维转型的大趋势下，国家开启又一轮的“转型”并不意外——而这种转型，从外在看，甚至有可能回到类似19世纪的状态：对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诉求可能成为国家新的动力，发展作为国家的“初心”和“使命”，会上升到一个关键的位置——而与19世纪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不同，当今人类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成果，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也存留着排斥全球性战争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毁天灭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转型，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即使从现象上来说，它对国家的诉求依然符合“解除饥饿—消除贫困—实现富裕—追求精神”的传统路径，但从思想和方法上，它已经成为人类从你死我活的竞争转向共享发展的竞合的必然路径。基于此，全球发展动力的重构，是必然的。条件和动因甚至施力者都在发生悄然而巨大的变化，各国发展合力的方向、强弱、内容不可能不发生相应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中间，最大的变量依然是中—美。
仅就中国而言，“东升西降”尚是一种趋势，还不能说是一种必然。即使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近乎疯狂的全方位围堵，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寻求的发展道路，依然是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但和过去不同的是，可能会以科技和创新为新的载体和手段。经过40多年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并且可以与他国共享发展的成果、经验甚至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而非如同某些国家一样强行以一种方式、一种模式一以贯之。但是，中国毕竟是后发的，中国话语在世界上并不强势，中国发展始终被有色眼镜、放大镜、显微镜审视和怀疑。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力道虽然很大，但被牵扯分散的也不少，落实到世界各国的实利，相对于传统发达国家还有不少欠缺，甚至被冠之各种不实甚至污蔑之辞。于中国而言，发展依然是、一直是、永远是硬道理，而今天的发展，不仅仅是解决吃饱吃好的问题，更不局限于富起来、强起来等立足自身的目标，更多地是要带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那就是后发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准确把握自身特点，寻求自身发展动力，不断融入全球发展大势，造福广大人民，同时以自己的发展辐射和带动其他国家，形成正向循环。
本书名为“转型时代的治理：重构全球发展动力”，着重但不局限于对全球过去一段时间智库研究的提炼和总结。这一尝试在2013—2016年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2016年后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搁置了。自从2021年提出“国家发展动力”这一理念后，我们一直想将“国家发展动力”的有关理论和概念融入我们的研究，并用相关工具尝试解释和分析这个世界遇到的有关问题，当然，是基于中国学者的立场。经过讨论，我们认为，这和智库研究成果提炼综述的初心是吻合的，因此，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新冠疫情等多次考验，终于形成了一个与以往书稿看上去如此不同的框架。我们舍弃了“全面描述、重点突出”的撰稿方法，按照“大话题、小切入”的思路选择了几个热门的话题进行论述和评析，同时还在不同学科之间尝试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使得本书看上去并不遵循严肃的学术体例，而是以学术思想切入对现象和事件的描述，力图使每一个章节能让感兴趣的读者读出其背后的思考来。
第一章可以看作本书对应时间段的背景描述。谈到2021—2022年，全球思想的汇聚点都首先在新冠疫情上。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疫情的关键影响体现在经济上；也正因为疫情，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可靠性甚至意义价值都备受质疑。张延人博士对全球知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和点评，认为疫情造成的影响广泛且不确定，从经济层面看，对劳动力市场、生产供应链、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将产生不同的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财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第二章试图展示在全球农业和食品系统治理上的首要不确定性。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粮食安全”骤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话题。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一个中国的研究机构来说，即使身在国际大都市，也没法不把视线放在农业上。刘丽博士一直以来关注农村产业链及其相关问题，她在这一章全面梳理和分析2021年全球智库关于农业和食品系统的多学科、多角度观点，发现具有建设性、启发性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框架，尝试构筑一个韧性、可持续的全球农业和食品系统。
第三章，读者将看到的是2021—2022年全球智库和机构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最新研究结论。李琴博士在这些领域的政策研究方面做了长期而持续的工作，这可以看作她所有工作的一个节选。值得重视的是，李博士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国的努力和研究，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把绿色看作生产力，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对这一点的深刻理解，贯穿于本章始终。
第四章探索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人”的治理。杨庆峰博士从哲学层面为读者描述了AI时代的傲慢与偏见，对当前人工智能治理的特征及其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治理中表现出强烈的客观主义、经验主义的特征，而忽略了主体的维度，如人类偏见、情感想象和信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治理盲区。本章提出需要一种主体主义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这种方案是反思式的，而不是具体的举措。它是一种偏重文化的方案，而不是经验的、琐碎的方案。
第五章则是对信息技术发展衍生的另一个细分领域——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的深入探讨。姚旭博士是中国这一领域较早的研究者。本章认为，跨境数据流动催生国家发展新动力与新挑战，但也需要在治理过程中考虑多层次的平衡。为此，欧盟、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都做了很多探索，也产生了诸多冲突和挑战。各国不得不面对规制始终落后于现实这一无法更改的情况，并作出正面的回应：给予现实中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问题以空间去碰撞，只有在不断的碰撞当中才有可能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并借以找到解决之道；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过程中，“自由流动—规制保护”之间的张力只有通过不断碰撞，才能最终得到平衡，这样一个始终存在的动态博弈的过程才是跨境数据流动的本质。
第六章聚焦教育治理。教育原本不是个问题，但在大国博弈中却又不能不成为问题。全球教育治理问题一直是刘虹博士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本章中，她和合作者樊晓杰博士指出，新冠疫情不仅导致常规教育交流活动和学术科研合作等受到严重影响，其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全球教育格局因教育要素流动受阻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也促使人们再次审视教育的精神和文化根源。
第七章将视角再次落到了青年这一“关键群体”。和以往的青年研究不同，杜晓馨博士从国家发展需求出发，从青年健康、青年就业和青年参与三个角度简述了目前世界各国关注的青年问题，以及如何通过解决这些主要的问题来排除社会发展的障碍，促使青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本章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于青年的关注首先是需要观念上的革新，健康、就业和参与的外延都在不断拓展的过程中，政策的制定也需要依据这些变化做出调整；青年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真正能够促进青年人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需要全盘的考虑。青年人个体的发展与国家整体的发展如何有机融合、有序并轨，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书涉及的领域相当广阔，包含文理科等多个领域。在成书过程中，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我们也选择性地放弃了一部分内容——并不是学术不够扎实或内容不够精彩，而是我们希望本书不是一个拼盘的结果，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性，同时也能体现我们作为一个关注国家发展的智库的特点。目前的框架，以经济为起点，串联起农业治理与生态保护、科技伦理与数据规制、教育合作与青年群体等诸多内容，我们努力做到逻辑性与可读性的结合。当然，这个结合是否合适，只能留待读者来评判了。
我们诚挚地期待读者的每一条批评，这将是我们下一本“国家发展动力”丛书的“思想”来源。面对批评，我们始终是真诚的。
主编简介：
刘虹，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教育法学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兼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公共政策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公共政策、长三角一体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等。
机构简介：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聚焦“中国发展研究”，以“学科深度融合”为动力、以“统筹管理孵化”为延伸、以“高端学术运营”为特征的跨学科、综合性、国际化专业性一流智库。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成立的高校智库之一，入选《光明日报》“中国十大影响力智库”，也是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之一。近年来，复旦发展研究院聚焦国家发展，开展深度研究，着力“国家发展动力”理论创新，聚焦发展、治理和安全，围绕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网络治理、科技创新等领域，形成了面向世界和国家需求的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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