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写过多部冰心的传记，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永远的爱心·冰心》，到二十年后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而这后一部传记，竟已长达一百二十余万字，难道还有增加一个版本的必要吗？
确实，如果仅仅是一个“重复”的版本，人物的深度未开掘，史料没有新的发现，描写还是老一套，叙述的手法不出新，作者的主观投射也没有新的亮点，那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向冰心走近，向冰心的内心世界走近。我专志于冰心研究，已经二十余年。我对学院式的研究怀有不言而喻的恭敬，但我的研究更多的却是非学院式的，我不是不相信文本的研究，但我认为如果仅限于文本的研究将会无法穿透文本，尤其是对冰心这样一个“单纯”而又“多向”的女作家。因而，我主张并实行“文本解读”与“非文本解读”并行的方式，尽管这样做，有被人诟病的危险，但这个冒险在我看来是值得的。我从成立冰心研究会，建立冰心文学馆，在五百平方米的大展厅，在“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中，阅读冰心一个世纪的人生与七十余年创造的作品。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与冰心面谈，与她的家人交谈，访问她的同辈与晚辈的朋友；我几乎是沿着冰心的人生轨迹，走遍了她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冰心全集》自然是熟悉的，但我还发现、阅读了不少未收入全集的佚文、未刊文字的手本与手稿，还有大量的日记、笔记等；我主编的“冰心研究丛书”已达三百余万字，还有大量未收入丛书的文章，仅是这些文章题目的索引便可编成一本厚书；同时，我主编了二十余年的冰心研究专刊《爱心》杂志。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二十余年，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写文著书，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阶段认识的冰心。过程向前延续、流动，过程并非平静如镜，不时有惊涛骇浪，包括韩寒、陈丹青对语言的抨击，吴山对墓碑的涂鸦等等。因而，文在写、书在写，思考没有停止，而思考促使我不断地走近冰心，翻开一页又一页不曾被人翻动过的冰心作品，真实的冰心越来越接近，每一次的思考与发现，都令人兴奋，也令我痛苦。我在走进冰心的内心世界时，随时驻足，犹豫再三，不敢贸然。因而，诉之于世的文与书，不是以新的颠覆旧的，不以新的研究成果否决前头的公论，而是始终指向人——不断加深对冰心的认识，不断地接近与探索一个真实的冰心，揭示出真实的灵魂，我最终的目标是要写出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冰心，写出一个读者熟知而陌生、单纯而芜杂的冰心。
作为一个晚辈，之所以敢于如此深究不懈，完全是遵从冰心本人的意愿。她说：“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儿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着尖利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他手底的待剖的生物，冷静沉着地将健全的部分和残废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说，让他们好好学习。我将以待剖者的身份静待解剖的结果来改正自己！”（《上冰心研究会同仁书》）可见我是多么的幸运，而同时又是多么的艰难，因为她比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加苛求自己，也“苛求他人”。她希望研究者像无情的生物学家那样，她则是“待剖者”，“静待解剖的结果”，除了可以供人学习之外，还要显示“不健全”与“残废”的那个部分，予人以警惕，而不是一味地颂扬与吹捧，一色的“冰清玉洁”。
引言/熟悉而又陌生的冰心
第一章/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 敦、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 平、昆明、重庆
第二章/威海、长乐、连城、侯官、上海、 烟台、福州、北京
第三章/北京、横滨、西雅图、芝加哥、 默特佛、威尔斯利、青山沙穰、绮 色佳、曼哈顿、华盛顿、上海、北平、百灵庙、包头
第四章/东京、香港、天津、北京、福州、厦门、新德里、圣蒂尼克坦、洛桑、日内瓦、长崎、广岛、从化、扬州、上海、西西里岛、塔什干、莫斯科、明斯克、花 园口、丹江口、大连、承德、武 汉、湛江、鹰潭、进贤、南昌、井 冈山、丰城、咸宁、潜江、名古 屋、镰仓、大阪
第五章/北京、东京、静冈、京都、奈良、 上海、北京医院、冰心文学馆、八 宝山、八达岭、中国现代文学馆
附录一/冰心简表
附录二/参考文献、资料
第一章
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敦、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平、昆明、重庆
一、迟到的谢文秋
就在谢文秋飞越太平洋，迈着蹒跚的脚步，前来探望闺密时代的老友谢婉莹时，我尚是一个远在南方的局外人。
一九七二年早春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敲开关闭二十三年的中美大门时，冰心和她的丈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著名学者吴文藻，既是这个伟大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受惠者。半年前他们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召回北京，日夜兼程地赶译这位敲门者的著作《六次危机》，以供中国高层了解当代美国与尼克松。
参加这本书翻译的还有吴文藻燕京时代的学生、留英博士、功能社会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的高足费孝通等人，他们从同一个干校被召回，布置这项秘密政治任务的人是中央民族学院军代表、中国安全部领导人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这些刚从“五七”干校湿漉漉的棉花地里请回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家，在干爽的、有暖气的教研室里，只用一月有余的时间便将一部五百多页的著作翻译完成。
之所以说他们是受惠者，是因为从此他们走出了“文革”的厄运，又可以教书、做研究了，同时，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那时中国作协尚未恢复）、作为学界的领军人物，开始接受国家的使命，接待尼克松“带来”的客人们，在世界面前，显示中国的“文革”并非是“打倒一切”，作家、学者还是有政治地位，有会见外国人的权利的。当然，他们的接待并不能自由进行，必须到民族学院专门设立的接待室。
一九七三年夏天，冰心在接待室里，与原《中央日报》记者、美国耶鲁大学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有过多次谈话。一九五一年之前，赵浩生在南京与东京，多次访问过冰心，他想跨越时代的鸿沟，了解冰心“这位过去以多愁善感歌颂母爱闻名的作家，如何变成爱国革命工作者的故事”。首先从由东京回国的原因问起，冰心告诉他：“从我们做学生起，中国就没有抬起头来，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中国人民抬起头来。你说我在日本听说有这么一个中国的时候，当然想回来，那没问题。”赵浩生专门问到，如果让她重写《寄小读者》会怎样写？冰心说：“那我就写美国人民的情况，写美国人民的斗争，我就会比较注意到受压迫的阶级。美国人民为什么那么贫困？百万富翁为什么会那么阔？百万富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情？黑人的孩子是什么感情？印第安人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情？”冰心对自己人生观转变做了专门的解释，说：“就是跟人民接触嘛——”同时也是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冰心认为，对她人生观转变有最大决定性的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那时候起，她才知道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外界谣传她在“文革”中死掉了是错的，说“文革”非常可怕也是错的。她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革‘四旧’嘛！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思想，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就有‘四旧’嘛，年轻人觉得‘四旧’不好，就来跟我们谈谈，辩论，这有什么可怕？”赵浩生自然也提起在台湾与美国的知名文化人，梁实秋、苏雪林、谢冰莹、李济等等，冰心对他们也都有微词，认为“梁实秋当年走开不必要，他有点苦恼，他以为他跟鲁迅打过笔墨官司”。苏雪林是“胡适劝她走的，她其实不必走，没有什么，就是说，你是中国人，你要是下定决心为人民服务的话，人民是知道的”。谢冰莹“也是一样的，只要她肯为祖国人民服务，都有前途”。
这些话中的意思在当时的媒体上比比皆是，从冰心的口中说出，只不过是增加一些个人的经历，除了对几位作家的前途预测外，其他都是官方语言。在民族学院这间专门的接待室里，冰心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先后接待了大量的来自欧美、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学者、专家、记者、归国华侨、左翼青年、国会议员、旅行者、猎奇者、驻华大使、国家元首等，仅一九七二年接待与会见的重要人物便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丹麦作家M.A.尼克索夫妇、米勒（Miller）、韩素音、陆文星、费正清、费慰梅、许烺光夫妇、罗伊·梅森、伊朗王后、田中首相、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Wright Alsop）、海伦·斯诺、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接待达百余次，足见尼克松和他带的客人，一下子将谢冰心们推到了什么位置！还处“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是“臭老九”，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冰心虽可以会见外宾，但同时受到严格监视与控制是不奇怪的。自然，他们操持的必是“文革”语言，因而有时会受到外宾拂袖而去的“礼遇”。一次是美国著名学者拉铁摩尔，一次是会见美国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在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一些是冰心燕京时代的朋友，比如韩素音、海伦·斯诺等，还有吴文藻清华与留美的同学顾毓琇等，虽然在接待室无以私语，但老朋友相隔几十年后重逢，还是十分高兴。但是忙碌的会见中，冰心最想见的三个人却迟迟没有现身。
一个是梁实秋，曾经严厉批评过《繁星》《春水》的人，在留学美国时，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冰心后来视其为“一生知己”。梁实秋与许多撤至台湾的学者一样，后来去了美国，但他关心北京，关心吴文藻与谢冰心。当他看到谢冰莹的《哀冰心》，明言“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后，十分悲痛，写下了《忆冰心》，动情地回忆了与冰心从相斥到相知的往事。后来自然是知道了吴、谢并未“双双服毒”，虽然不见新作，位置好像移到了美国“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上，就通过留在北京的女儿梁文茜与冰心联系，希望她帮助疏通关系，创造回国探访的条件。冰心每次都请梁文茜转告她父亲：“来吧，回来看看吧，时过境迁了，我和文藻都很想见你。”但与鲁迅论战、访延安被拒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梁实秋，大陆之行终未成行。
另一个最想见到的是浦薛凤，吴文藻抗战时期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同僚，歌乐山上的“家庭成员”。因为太太留在无锡老家，他公休日常常与吴文藻一同上山，一杯酒可分两盅，一盘刚刚收获的南瓜，把酒论天下，打牌、赏月、观嘉陵，哪样也少不了他。胜利后他复员南京，吴文藻去了日本，冰心就住在浦公馆，被小公主浦丽琳认了干妈。一别几十年，音讯全无，中美关系松动之后，冰心不时打探他们的消息。年前，梅贻琦夫人从美国回来，带来浦薛凤的信函，令吴、谢激动、兴奋，吴文藻当即回信邀其回国访问：“故旧都近八十，如早成行，尚有一面之机。”但不知何故，却是没有打动浦薛凤的归心。最后是女儿浦丽琳代父归来，在冰心干妈家长住一月，满足了相隔经年的亲情。
还有一个最想见的人就是谢文秋，冰心留学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同学，虽为不同院系，但中国二字足以把她们连结到一起。那个时代，有几个留学的女生？冰心还是她与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高材生朱世明的月下红娘。儿子吴宗生羡慕英武的朱世明那套少将军服，便认了干爹，谢文秋自然也就成了干妈，虽然民国时期这种认干爹干妈的现象不在少数，但也足见两家的深交。二战结束，战胜同盟国共同管理日本，朱世明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吴文藻应邀担任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冰心自然也前往东京，正是这一段生死之交，再次将两家捆绑在一起，但最后却天人两隔。朱世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长眠东瀛，谢文秋远在美东，每次与美籍华人相见，冰心都要打听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谢文秋出现了。
迟到的也有好处，这一回，时局有了变化，冰心可以在家里接待谢文秋了。
酒店经营的日本皇冠出租轿车，将谢文秋从王府井华侨饭店送到海淀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区，举头望去似乎有些破败与荒凉，完全不能与美国的大学校园相比。低矮的平房之间，有一栋三层高的灰墙楼房，谢文秋看到了三个并不起眼的字“和平楼”，心里才有了一些踏实。她从第一个门洞进入，踏着水泥板的楼梯，正欲举手轻敲208号房门时，先是闻到了一股久违的红烧肉的香味。“这一定是婉莹的家了，她在电话中说要留我吃午餐，红烧肉招待，久违了三十多年的香味！”
相聚是轻松而欢快的，北京果脯、福建茉莉花茶、美国巧克力，话题是随意的，没有接待室的定规，也没有外人在场，从日本谈到美国、从归来谈到“文革”，一切在三位老人面前，似乎都有些云淡风轻了。午餐有炒青菜、红烧肉，这对于西餐几十年的中国人，是最高的享受了。也许因为“茅台”，冰心想制止而不能，吴文藻劝酒、自饮，谢文秋竟然一杯杯喝下，酒后的饮茶就不像餐前的气氛了。
大概是在美国生活太久了，八十三年的生命留在自己的祖国只有二十多年，谢文秋举茶杯的姿势有些像喝鸡尾酒，汉语的词汇似乎不能表情达意，干脆操起了英语。她说，回大陆之前，途经东京，到叶山墓地，去看了长眠在那里的朱世明，“这个冤家”！谢文秋说到这里，长久地停顿下来，冰心示意她喝茶，吴文藻意识到也许这是要在老友面前说出压抑了几十年的话了，两人都不插话，也不规劝。谢文秋呷了一口茶，继续说，她多次在清明时节飞抵东京，到叶山墓地蓄满青苔的石阶上静坐，和他说会儿话，但每次到东京，看到日本的飞速发展，听到大街高音喇叭右翼势力的叫嚣，知道她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吗？“你们当年的愚蠢！美国人在改造日本，你们却在宽恕日本，除了梅汝璈的东京审判坚持处死战犯外，你们，包括你这个政治组长，你们作为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的代表团，却没有要求日本的战争赔偿！我的美国朋友说，当然他们是商人，战争赔偿是中国最基本的要求，但你们只字未提，还主张什么‘以德报怨’，一片宽恕之心。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还有婉莹你，对日的许多讲话与文章，都是这个主张！你们，都太善良了，也太天真了！看看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朱世明在世时，和他有过多次争论，他死了，婉莹，你能回答我吗？”
冰心还有吴文藻，完全没有预料迟到的、文静的谢文秋会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比拉铁摩尔、艾尔索普还要尖锐十分、复杂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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