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耿良是江南评弹中的评话大家，在以唱曲为主的的评弹大家中独树一帜，不仅艺术上使三国评话达到了与新社会相适应的高度，而且在组织艺人了解新社会，服务新社会，奉献新社会也做了很多工作。唐耿良曾有一本自传，影响本身已经很大，而《唐耿良传》则是由其公子唐力行教授主持，唐教授高徒解军博士命笔的新传记，他们谦虚自持，不说后出转精，但从新史料新观点的角度说，未尝不是如此，请读者明鉴。
总序
吴宗锡
评弹发源于文化古城苏州，得其人文精华的滋养，经历代艺人的耕耘，在清代中叶，艺术即趋于成熟，书目累增，人才辈出，形成了独创的美学和表演体系，流传于长江三角洲各城镇乡村。上海开埠以后，进入这一新兴都市，随着其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受“海纳百川，改革创新”的文化精神的熏陶，融会进其都市文化。到20世纪30年代，名家荟萃，书目繁茂，流派纷呈，艺术登临于高峰期。
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党的领导，创办了国家经营的评弹团，天时地利人和相际会，评弹迎来了艺术繁荣的鼎盛时期，上海成为其艺术发展的中心。当代杰出的艺术家云集上海。这门家底深厚、丰澹、精熟的艺术，造就了诸多名家翘楚；同时，也是众多才华横溢、勇于创造而又勤奋敬业的艺术精英，推动了艺术的发展提高。人才出书目，人才创艺术，人才的作用是大的。
在灿若群星的艺术精英们成长发展的道路中体现着评弹艺术整体的发展史。可是对这些为艺术作出终身成就和重大贡献的艺术家却还没有详尽全面地立传，以记述其经历和业绩。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编过一本《评弹艺术家评传录》，为十余位当代评弹名家著录其传略，既叙述其生平经历，又评介其艺术成就，每篇一万余字，受到读者欢迎。但为篇幅所囿，尚欠详尽，且仅出了五百本，影响有限。这次，上海评弹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编写一套近现代评弹艺术家的传记，应该说，这对弘扬评弹艺术，为后起人才传承发展评弹艺术，树立楷模，为广大评弹爱好者欣赏艺术，提供资料，都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纪50至60年代，评弹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了艺术革新发展、推陈出新、生面别开的又一个创业期，产生了大量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思想的优秀节目，发展了多种适合当代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演出形式，提高了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素质、艺术品位，从而也大大提升了评弹在文艺界的地位。这些艺术名家正是艺术开拓、实践的功臣，也是这些集结于国家评弹团的艺术名家形成了发展提高评弹艺术的主力。
他们的出身不同，性格各异，学艺的经历也各殊。他们特点鲜明的强烈的艺术个性，使他们形成了卓尔不群的风格流派。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相同，事业相同，尤其在进入了新中国后，接受了党的教育，处身于宗旨、目标一致的评弹团群体以后，使他们的人生和艺术道路，有了显著的共性。从其共性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新中国评弹艺术，在党的领导下，从卖艺江湖的民间艺术升华为雅俗共赏的高雅艺术的发展轨迹。
从其共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艺术人才在学艺之初，都曾经历过勤奋刻苦、艰辛崎岖的学艺道路，在激烈的竞争和坚毅的努力下才攀登上艺术高地，进入名家的行列。而成名之后，有些人曾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一度沉湎于声色享乐，尤其是男艺人们，其风流韵事时有传闻。
只有了解了他们的这段经历，我们才更能认识到，新社会中这些艺术精英，接受了党的教育，建立了为人民服务，为事业献身的价值观之后，一心敬业，为评弹事业奋力进取、竭诚奉献的难能可贵。也就更能认识到，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下，成功打造的艺术核心，对于改进提高艺术和推动艺术发展所起的卓越作用。
他们也正是在进入了由党直接领导的团队群体之后，认识了人生的价值和艺术的真谛。他们不仅提高了文化学养，更建立了自己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晚年，经历了“文革”劫难的冲击，不顾衰病的困扰，依然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追求，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为艺术经验的记录整理，或为传统书目的传承，或为编演新的传世精品，或为艺术的发展乃至乐器的改革，孜孜不倦地写作、录音、钻研和教学授业。更有的身罹癌症，在与疾病顽强抗争的同时，仍时刻以艺术为念。应该说，是艺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也是高尚的人生理想，提升了他们的艺术境界，而其高尚的艺术境界和人生理想成了这些艺术精英们的卓然共性。他们是受到人民群众热爱的，他们也深爱着广大的评弹听众，深爱着人民大众。也可以说，对艺术，对人生的热爱也体现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热爱。
因此，为新中国的评弹名家立传，记述他们的人生和艺术道路，是很有意义和必要的。我们希望传记作者们在记述他们作为人民艺术家的不平凡的人生和艺术的历程的同时，并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彰显他们的艺德艺品、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当然，也记述下他们为新中国的评弹事业所作的卓卓建树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刘厚生同志在为《菊坛名家丛书·京昆系列》作的总序中提出了传记必须真实的警示，十分重要。真实是诚信，真实才有意义，真实才有价值。真实是对历史，也是对传主的高度负责。但要真实是不易的，须得传记作者踏实和艰辛的努力，深入调查研究。即使是当事人的口述，也还需要作认真的核实。此前，我就遇到过多起口述不实的事例。真实，还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只有理解，才能透过表象，接触并反映本质的真实，由形似而达到传神。
衷心祝愿丛书获得成功。
序一
周良
解军同志把他写的《唐耿良传》的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先睹为快。书稿以翔实的史料，笔触细致的叙述，介绍了传主唐耿良的艺术人生。
唐耿良同志是卓有成就的评话艺术家，他说的苏州评话《三国》，源出名门，兼收并蓄，又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不断加工丰富，常说常新。他的说书注重说理，重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使他说的《三国》，在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方面都有提高，且有特色，成为当时说《三国》的重要流派之一。他在书目创编、加工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评弹团的创作骨干，不但参与创编了大量新书目，而且成为评弹团书目创编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评弹团的领导管理工作。唐耿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州评弹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我在参加苏州评弹工作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唐耿良同志，那是在评弹改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评弹团很少到苏州来演出，所以，很少见到唐老师。熟悉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苏州评弹的恢复阶段。面对困难，苏州评弹界努力联合、团结起来，为推进各项艺术活动、共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困难，组织成立了苏州评弹研究会。研究会的许多具体工作，由我负责。上海方面的各项联络组织工作，有唐老师参加。多项工作请他参加负责。
如青年演员的培训工作，我委托苏州评弹学校负责。唐耿良同志参与该项工作，协助曹汉昌同志一起负责。他们的工作认真负责，谦虚谨慎，善待青年，诲人不倦。唯恐青年学不到东西。老艺术家们的事业精神，非常感动人，唐老师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之一。我是很感谢、很尊敬他们的。他们为艺术事业的献身精神，值得后人传承学习。
近几年来，随着苏州评弹研究工作的进展，对老一辈艺术家的研究，有新的收获。搜集了许多艺术资料，写出了一批老艺术家的传记，但大多为弹词艺术家，苏州评话艺术家的传记还很少。除唐耿良自己写的回忆录，本书好像还是仅见的一部。希望研究者们共同努力，多写几部评话艺术家的传记，把唐耿良老师这一辈艺术家们的传记都写出来，总结他们的经验。从他们的经历中，探索苏州评话发展的历史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如传主唐老师说的《三国》，他自己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演出时间，加起来不满五年，这就影响了这部书（苏州评话中被称为“大王”的传统书）的传承和提高。唐老师在创作生涯中，曾创编演出了一些优秀书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选材及形式的选择上有缺失，所以缺少能长期流传的保留书目。总结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教训，这是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代人，不要让他们成为苏州评话的最后辉煌。他们承前，有创造性的发展，他们的启后呢？却寂静无声。当然，这些都不是艺术家们的责任。苏州评话在进入大城市以后，已经出现发展的相对滞后。在苏州评话、弹词遭遇困难以后，评话的衰落更快一些。应该奋起，苏州评话难道真要被淹没在“弹词”之中？
唐耿良同志留下的《三国》脚本，有一百回书。听说正在进行文字整理，将要出版。这是一份宝贵的艺术遗产，将惠及事业及后人。
应解军同志之约，写一点读后感想如上。
2016年10月2日
序二
唐力行
前几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评弹团准备联合出版《菊坛名家丛书·评弹系列》，承主编唐燕能、秦建国等先生好意，第一辑五本中有一本是父亲唐耿良的传记，并力邀我来承担写作。对于他们的高情厚谊，我的内心是非常感谢的。但是，五本中只有一位是评话艺人，所占比例之少，又令我深为不安。我在为燕能先生所著《皓月涌泉：蒋月泉传》的序中写道：“接受任务后，我除了感谢外，还表示了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父亲已经撰写并出版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应该把这个立传的机会让给其他评话演员。我想这也是我父亲的心愿。新中国成立之初评话界有两个三级演员，家父之外还有张鸿声先生。我真诚地希望能为张鸿声先生或吴子安先生等其他评话演员立传。”此后，燕能先生告诉我，丛书是上海文化基金会资助的，家父的传纪已立项，只能专款专用。其他评话艺人的传纪在第二、三辑中都会列入的。盛意难却，而我仍是感到为难，父亲已经用十年工夫撰写了自传，且是由我整理出版的，如果再由我来写，恐怕也难写出新意。新撰的唐耿良传记应该以“他者”的眼光来写作为好。我建议请解军先生来撰写，因为他是历史学博士，具有通晓、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学术功力，用历史学的眼光来审视近代评弹的变迁，入于评弹而又出于评弹，才能透彻洞见个人命运的真谛。他从我硕博连读五年，研究的重点是评话。今年，他所撰写的博士论文《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研究》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我希望他能从评话发展大趋势的高度来解读我父亲的评话人生。
苏州评话形成于明末清初，书目的题材大多是列国征战、英雄豪杰，这些都与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的苏州弹词形成鲜明对比。熟悉评弹的人都知道，听客喜好评弹，大多从听苏州评话始。曾几何时，苏州评话在江南吴语区占据着演出市场的半壁江山。随着评弹进入上海，苏州评话迎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大都市的女性听客似乎更钟情于卿卿侬侬、花前月下的弹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出现了种种不合理现象，挫伤了评话演员的积极性；中篇评弹使得苏州评话被边缘化，甚至有人只知评弹即为苏州弹词；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耗尽了苏州评话老艺术家们的时间和精力……凡此种种，共同造成了苏州评话不断走衰的事实。父亲并没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力，他只是一个视评弹为生命的说书人，他不甘心于评话的走衰。但是时势如此，也只能穷其一生，尽心尽力于评话而已。解军按照纵向时间的阶段，从父亲学艺到成为上海响档开始，把侧重点放在1949年后，展现了置身于波涛澎湃的时代潮流中的说书人的命运。父亲“业业矜矜,若履冰谷”，却终难逃脱“文革”中家破人亡的大劫难。改革开放后，他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
作家顾绍文在《著名评话艺术家唐耿良《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研讨会》上说：“唐先生很幸福，既留下了《三国》，也留下了这本书，一个人只要能够留下其中一样就很厉害，就能传之于史，何况他留下了两份。”然而，留下这两份遗产谈何容易？！父亲曾痛心地说，新中国成立后他说《三国》的时间，累计不超过五年。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用了三年时间，把20年未说过的《三国》一百回，像海底沉船一样地打捞起来，在1985年完成了电台录音。紧接着又开始历经三年的记录整理《三国·群英会》，1988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唐耿良演出本。20世纪90年代，他又分别在苏州、上海两地的电视台，录下《三国》录像35回。2002年底到2003年初，父亲在美国学者白素贞的帮助下，在达特茅斯学院录下了他的全本《三国》录像一百回，其中二十回已由中国唱片厂出版。留下《三国》，是因为他老人家有着强烈的自我抢救意识，他说过：“许老夫子（许文安）改行保存《三国》的义举，老师唐再良手把手教我《三国》的恩德，以及广大听众对我的期望，使我寝食不安，我怎能让《三国》在我手中失传呢？存亡继绝我有责任，我决心想方设法像打捞沉船一样把中段和前段书回忆起来加以保存。”
解军不仅关注父亲为抢救《三国》倾尽全力，他还把顾绍文所云两件事中的第一件，进一步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说《三国》，二是说新书，三是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组织工作。在说《三国》方面，解军认真总结了唐《三国》博采众长，富有书卷气的特色，还系统阐述了父亲对评话艺术规律的认识。对唐《三国》在评话发展史上的地位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说新书方面，作家沈善增曾说过：不要认为我们今天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比如现在对“唐老师编新书、写新书的评价等等，未必都正确。当时的人为何要如此做，一个正直的积极的人，在当时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如此的举动，他们的一些想法，一些选择必定反映了人类的一些共性，就是说，不仅对评弹，对上海人，对中国人，对人类都是有普遍意义的。”作家蒋丽萍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认识：“我并非仅仅肯定他解放后编写了很多可以传之后世的新书目，事实证明这些书目的编写花费了很多精力，但这也仅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今天看来，这些书目在艺术上，无法与很多经典的传统书目相比，这只能说明这些艺人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下，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不得已地表现出积极性、进步性，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艺人们要适应社会，所以做了很多努力。”父亲编说的新书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他为适应这个时代，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也反映了父亲的积极、正直的人生。解军较为细致地描述了父亲编写新书的心路历程，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兴奋地自编自演《大寨人斗江青》的情景；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父亲不顾病弱的身体编说《三国用人之道》，认为这是我父亲编写新书的升华。难能可贵的是，解军还从评弹发展的艺术规律着眼，指出评弹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新书加入，新书是评弹书目活力的源头。今天的经典书目其实就是往昔的新书目。这是一个竞争与选择、淘汰与积累的过程。
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组织工作方面，首先就是创建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识时势者为俊杰，试想一下，1949年我父亲年仅28岁，蒋月泉也只35岁，他们那样的年轻，又是上海滩上的大响档，有着可观的收入。如果贪图金钱安逸，他们完全可以像大多数评弹艺人一样，继续走单干的路。但是他们识得时势，努力要跟上这个新时代，自己出钱组织学习，编写新书，要求组织评弹团，放弃高额收入拿工资，走集体化的道路。
这在明清以来数百年的评弹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事。陈希安先生说：“应该说老唐同志是当时建团十八艺人中的主心骨，对评弹团的成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前，评弹艺人单干的，一两个人一起，1949年后参加评弹团，参加集体，这个是划时代的变化，他在其中确实是起着很多作用，特别是人民评弹团成立之后，他在创新、整旧、创作新书目过程中，做出了很多努力，为评弹事业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如果整个评弹史上要记一笔的话，我觉得唐耿良应该记一大笔。”王柏荫先生说：“可以这样说，没有唐耿良，就没有上海人民评弹团。”评弹团原副团长李庆福说：“唐先生在成立评弹团的过程中做了很大贡献。时至今日，苏州评弹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唐先生在其中出的点子很多，被誉为‘唐诸葛’。”顾绍文曾评论道，家父在回忆录里“实事求是地讲出了这个评弹团是‘他们要成立’，这个新书是他‘他们要说’，这个尾巴是‘他们要斩’，我在评弹界有很多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么真心地讲出一个真实事，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要的，‘自己要’和‘自愿’是有区别的，这种心态是要和当时的社会形态结合，这不仅是一个个人回忆录，这里面还涉及社会学，历史学的问题”。解军用“他者”的眼光，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正是这些解放前的大响档们集合在一起，造成了50年代评弹的一时之盛。盛中包蕴着衰。中篇评弹的兴盛，使评话艺人边缘化；收入的平均化，使双档弹词艺人与单独演出的评话艺人同酬不同工；评弹的政治化，使大量长篇传统书目失传；评弹的传承也因学馆（学校）制，难以招收到优秀的人材；失去竞争的评弹市场，注定了评弹的衰败命运；戏剧化的发展，甚至从根本上破坏了评弹的本体。凡此种种，是创建评弹团的十八艺人始料未及，也决不愿意看到的。时势所然也！
解军还关注到父亲的人格魅力。父亲的老朋友张如君先生说：“唐耿良老师一生洁身自好，规规矩矩说书。”其实父亲不仅是洁身自好，他还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重视亲情、友情和爱情。他与蒋月泉的终身情谊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朋友、弟兄遇到困难，他总是竭尽所能地予以帮助。
父亲三兄弟，他独力承担赡养祖父，还不时帮助兄弟。书中还披露了父亲安排、动员曹汉昌、吴子安等老艺术家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苏州评话《岳传》、《隋唐》的细节，留下了宝贵的传统评话资料。曹汉昌到上海来录音时，父亲还把他接到家中住宿数月，提供一切方便。
父亲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历经十数年撰写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他曾经说：“我个人在那特殊时空的经历，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评弹艺人的缩影。把记忆变成文字，留给那些热爱评弹艺术的听众，留给我的亲人、朋友和后代，这是我的责任，也是退休后寓居海外的我力所能及的。”父亲的传记出版后，好评如潮。已故著名弹词演员、原上海评弹团团长张振华先生说：“书里面反映的事情很真实，没有虚伪，没有矫揉造作，举个典型的例子来说，从学说书到建立评弹团，这些想法都是非常真实。自己作为评弹演员中的一员，看起来更加亲切。”父亲自撰的回忆录为评弹史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这一方面为解军撰写这本传记提供了极大方便，另一方面也使他写作的空间不多了。这使他在接受任务时颇费踌躇。我对他说，你自有你的优势：一、你博士研究的课题是评话，这是任何人没有的优势。任何的历史研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人的研究，苏州评话亦然。二、把握了苏州评话兴衰起伏的历史变迁，你在撰写我父亲传记时一定能够将之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量，可以避免就事论事。只要你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立场，下功夫收集资料，用历史学的“他者”眼光来写，一定能与父亲的《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相得益彰的。
父亲的《三国》表达的是美德，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云长的义。《上海书坛》1950年9月26日载范烟桥语：“我的同事许嘉祥先生说，唐耿良的‘古城相会’,描写关羽恰到好处，见得他是擅长忠义一路的，所谓正派作用。”父亲说《三国》，他的一生，实践的正是忠孝仁爱和正派。解军也是孝义人也。他在上海师大就读期间心无旁骛地投身学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学，尊敬师长，是公认的好学生。毕业时他为了年迈的父母，放弃到苏州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回到苏北淮安。以孝义人写我父亲，自然就多了一份理解。是为序。
2017年1月19日
解军，江苏淮安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淮阴工学院，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苏州评弹研究中心研究员、淮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文史委员。在《曲艺》《都市文化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历史教学问题》等刊物发表苏州评弹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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