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教孩子们我们所知道的，
他们就永远不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冈特·鲍利
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读到莱斯特·布朗（LesterBrown）及其世界观察研究所团队出版的书籍时，一种冲动油然而生，那就是要真实地把这些与地球环境问题相关的丰富数据告诉每个人。这些以在华盛顿特区收集到的数据为基础的负面统计结果及趋势分析，只显示出了几缕微露在地平线上的曙光。于是，我建立了一个专业出版公司，以《世界现状》（StateoftheWorld）和《维生征象》（VitalSigns）两种刊物的形式把问题介绍给那些不肯正视事实的欧洲商业界。我是一名当时已经建立了六家公司的企业家，但同时我也是个关心社会的公民。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两个儿子卡尔-奥拉夫和劳伦茨-弗雷德里克的出生，就像许多年轻父母一样，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一种愿望：要交给孩子们一个比我们从父母那里接过来时更美好的世界。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大儿子已经从高中毕业了，我不得不承认，这项任务艰巨无比。
然而，随着生命走向成熟，皱纹显示出我们忧心忡忡，我们无法只是做个关心社会的公民，为将来担忧，对每个错误抱歉。相反，我们必须重新振作，寻找新的路基，让下一代超越我们的成就。也许，我们能给孩子们的最大自由，就是允许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以及更重要的，以不同的方式做亊。因此，反思一下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什么作为积极思考的架构和具体行动的平台，是很有帮助的。这也许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坏消息不仅仅是地球健康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整个经济体系也正在瓦解。
罗马俱乐部是由一群关注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商界领袖和国际公务员组成的非正式组织。作为一名早期成员，我太了解警钟的重要性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toGrowth）清楚地描绘了人口爆炸、环境退化、不加约束的工业增长和道德标准坍塌的恶性循环。作为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世界现状》期刊多个欧洲语言版的出版者，又是罗马俱乐部三十多年来的活跃成员，我从来不把负面的结论和对积极行动的需要分开。
一开始我与Ecover公司合作，这是一家总部设在欧洲的生物可降解清洁用品制造商。然而，当所有大型制造商都决定用我们的生物可降解材料——从植物油里提炼的脂肪酸——作为石油合成的表面活性剂的工业标准替代品时，对这种替代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这刺激了许多农民，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把大片的雨林改为棕榈树种植园。在毁掉雨林的同时，猩猩也失去了栖息之地。我懊恼地认识到：生物可降解性和可再生性不等于可持续性。
1991年我在韩国首尔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力主工业界应仿效生态系统的效率。生态系统的智慧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诸如淡水和清洁空气、补充表层土壤、调控微生物平衡以及促进自然界不断进化之类的服务，并且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追求更高的效率。生态系统也可以激发我们去寻找改变高度浪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灵感。文章指出，只有当我们的系统消灭了废弃物的概念，并开始像大自然一样将养分和能源串联利用时，可持续性才是可能实现的。
与Ecover公司的合作失望而终后，由日本政府支持设立的联合国大学的校长埃托尔·古尔古利诺·德索萨博士给了我另一个挑战：建立一个经济体系的模型，该体系不产生废物，没有任何排放，但能创造就业机会，为社会资本作出贡献、并且不需要太髙成本。我在《京都议定书》通过的三年前接受了这项挑战。这样，我就有机会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想象如何去仿效自然生态系统（其中一个物种的废物就是另一个物种的食物）的那些既有成效又不断进化的互动。经过三年的研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零排放研究创新基金会（ZeroEmissionsResearchandInitiave，ZERI）在瑞士成立，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实施一些开创性案例，以证明这种生产和消费模式在科学上可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在2000年世博会后，该组织转变成了一个网络，由那些致力于使其实现的基金会、成员组织乃至企业构成。
在庆祝领导全球开拓性活动二十周年时，我们更加努力地探寻一个激发企业家把从普遍上说是人道主义，具体说来是生产和消费置于一条既实际可行又具备可持续性的道路之上的经济模式。在开始这一探寻时，我曾有幸与弗里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Capra）一起编辑《指引企业走向可持续性》（SteeringBusinessestowardsSustainability）一书，这项工作激发了一大堆想法。我意识到，我对下一代商业机遇的寻找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即我确信假如我能够描绘我所憧憬的模式，也许就能激发别人成为企业家。我反复琢磨，哪些创新可以捆绑在一起，在社会上发挥像生态系统一样的效用，将不同的参与者的发明集合起来，更有效地利用迄今为止尚未有例外的物理学定律所描述的现有的、可持续的资源。
这本书出版后的5年时间里，我见过世界各地的许多投资人和企业家。我还组织了几十次与金融分析师、商业记者和企业战略学者的会议。我们见证了许多极佳的创意的萌发。这帮助我们理清了思路。一个团队对此前所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进行了完整的重新评估，并依据我们所罗列的创新名录，分析了当前的经济模型的消亡过程。我们看到了可能出现新的增长——甚至是两位数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似乎改变了追求短期成果和红利的思路，而转向让这个受到资源限制的世界有能力以现有的一切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我看到一个淸晰的模式正在出现，它会给全世界的企业家们提供一扇独一无二的机会之窗，通过降低成本和削减规模经济来改变主流的商业模式。它与那些受到专利保护的克隆和基因操纵无关，那些东西看上去更接近于生物剽窃而非创新。它所涉及的是包容性增长的普遍逻辑和敏感性。本书超越了这些创新，从生态系统的能力中汲取灵感，生态系统有能力利用容易获得的现有资源来向更高的效率进化，串联利用养分和能量，不留下任何废物，让所有贡献者各尽所能，并满足各方的基本需求。
这些对新商业逻辑的洞见凝聚成了本书的基础，让我得以构建起“蓝色经济”的框架，并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动荡，或许似祸实福。我们或许能叫停不切实际的消费主义，它已经使经济陷入无法偿还的困境。鼓励拉动消费以解决危机是一种老套的盲目逻辑，不只哄骗我们，还会让我们的后代跟着深陷永无偿还之力的债务泥潭。同样很清楚，随着年轻人的失业率越来越高，那种传统的呼吁节俭以缓解资产负债表破产的做法不会有什么用处。这种下意识的做法把全世界的流动性都汲取到了精英阶层，他们想用钱来生钱，而拒绝对其他任何人提供贷款。这样的行为正是经济模式破产的根源，这种经济模式是一种“红色经济”模式，它向大自然、人民、所有平民百姓借钱，而毫不顾及还款除了被推迟到未来之外别无他法。永不知足的规模经济无休止地寻求降低单位生产的边际成本，对一切不想要的后果都不屑一顾。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生，就是由于银行家和企业决策者一窝蜂地并购债务，利用错综复杂的资产杠杆，并积累了大量这类债务，以至于增长反成了弄巧成拙。这是一个“红色”（负债）经济失败的典型故事。
相比之下，“绿色经济”模式要求公司投入更多、消费者支付更多，然而获得的东西不变甚至更少，同时还要保护环境。这在经济增长的全盛时期已经是个挑战，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就更难做到。尽管有着很大的期望，付出了很多努力，绿色经济尚未没有取得渴望获得的结果。这令人惊讶吗？有多少人会欣赏绿色经济，其中所有一切对你和环境都很好但却很昂贵？还是你会同意这样一种经济，它对你不好，损害环境，但是很便宜？是谁发明市场经济这种不恰当的名称？
如果我们变换一下视角，我们会看到“蓝色经济”关注可持续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保护。“蓝色经济”要求再生。我们可以说，“蓝色经济”就是为了保证生态系统能够维持其演化路径，以便从大自然无尽的创造性、适应性和充裕性中获益。
只有拥有年轻心态的人能够把握这些创业机遇，去仿效生态系统，将能量和资源串联起来以实现增值和产生多重交换利益，并把这些利益转换成收入和就业。当我们落实“蓝色经济”的理念时，千百万参与者的决定将会取代少数的市场缔造者、垄断企业或政府控制，最终会出现一个强大的新社会经济结构。公民的参与和投入将改变游戏规则，并导致真正的转变。在石油和粮食供应的峰值仍未确定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必然可以在观察生态系统如何运用创造性和进化能力以克服生存挑战是，从生态系统中汲取现实可行的理念和灵感。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设计一个新的经济模式，这个新模式不仅能够满足各方的需求，还能把人为造成的“稀缺”变为充足，甚至是丰裕。
如果说现代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所代表的物质资源浪费令人遗憾的话，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就是不可接受的了。当青年失业率在西班牙和希腊等工业化国家保持在50%左右，在战乱中的巴勒斯坦等地甚至超过90%时，很容易想象，如果全球的领导者们认为下一代是没用的——甚至更糟糕，如果年轻人和弱势群体也认为自己是没用的，这对全球社会会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系统处于严重的衰退，社会处在极端的危机中，呈现的将是不断上升的暴力、犯罪、恐怖主义、毒品泛滥、非法移民、抵制教育，某些面临危险或无人照料的族群或社区将面临悲惨的境地。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贾利（AbdelSalamal-Majali）担任过约旦大学校长以及首相，现在是伊斯兰世界科学院院长。他曾对我说：“主动说明——但不要强行干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所有人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不是让少数人的银行账户变得更满，如果我们准备好计算得失，那么基于严谨的科学和有详细说明的案例所进行的审慎思考，会帮助我们设想并实现这个目标。一个为企业家提供的强有力的平台，能帮助他们仿效生态系统，成功地消除废物、实现全体就业和发展生产力。全世界范围内许多这样的小创意，就能为鼓励我们转向宏观经济系统的新创业机遇奠定基础。我们选择的方式是让各地的人们都有接触大自然所提供的开放性资源的机遇，而不是花时间等待政策制定者达成协议。
令人吃惊的是，现代社会几乎不按照自然逻辑运转。要让房子降温，空调专家一定要把室外空气升温？为了让水变干净，必须倒入化学品杀死所有的生物？温室大棚是用来温暖空气的，而不是植物的根部？污染环境的电池，我们竟然支付每度电高于100美元的费用？我们喝完一杯咖啡，却只利用了0.2%的生物质，而其他的都被浪费了，任其腐烂，产生沼气，让土里的蚯蚓紧张不安——它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咖啡因”这种神经毒素的折磨。我们在随手丢弃一次性刺须刀片的同时，就等于把10万吨在高温下采集处理后得到的钛扔进了填埋场。我们砍下数百万棵树以满足我们印刷和书写的需要，然后我们又让它们再生，使用的水比我们冲马桶所用的还多。人类过度使用能源，不理性地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于是毫不足奇，现在我们面临着气候灾难和海洋酸化，以及表层土的消耗无法弥补。实际上，对于我们做了什么，以及我们怎么去做的，唯一的借口就是对无心的后果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就不仅要清楚什么需要改变，更要有能力促使这些改变发生。
奇多·戈沃拉（ChidoGovera）七岁丧母，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很快，她就从一个小女孩成了寻找食物养活祖母和弟弟的一家之主，这尽管是个真实的悲剧，却司空见惯。世界上，有成百万的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必须忍受各种虐待才能获得食物、水和栖身之所。像一些很快学会每天仅靠一碗花生生存的人一样，奇多也很快学会了利用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以及不顾一切坚持到底的创新精神。在非洲，这些自然系统已经因为殖民者不负责任的耕种而受到了破坏。这些殖民者带来了在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使用的传统技术，不仅使土地失去了自然植被，而且使肥沃的表土层严重流失。奇多并没有评价过去的错误，她抓住了机会，重新定义咖啡作物废弃物的潜力，从而为她自己和津巴布韦的孤儿伙伴们提供粮食和生计保障。有了这些食物和生活保障，年轻女孩和自然系统所遭受的虐待就都可以消除了。奇多的愿景就是，在她的有生之年实现这一点。
请问，你在有生之年是否也想做得更多？你是否介意等读完这本书再来回答呢？
冈特·鲍利（Gunter Pauli），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生态活动家，“蓝色经济”模式创始人，世界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成员。1956年生于比利时，毕业于世界知名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是一名成功的创业家，前后共成立过十家公司，1983年，在国际青年商会发起的首届“世界十大杰出青年”评选中，27岁的冈特·鲍利成为较年轻的获奖者。1994年，他又入选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国际领袖之一。冈特·鲍利是世界观察研究所旗舰出版物《世界状况报告》欧洲版的出版人，其活动遍及商业、文化、科学、政治和环保各领域。他提出了创新的“蓝色经济”模式，推广以无废弃、零污染、低成本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并在欧洲建立了头一家生态工厂。1994年，冈特·鲍利创立了“零排放研究创新基金会”（Z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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