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在现代国家所发挥的功能来看，它通常有如下四种功能形态：文化本身的形态与结构、文化的制度与生产、文化的分配与转化、文化的认同与信仰。文化的上述四种功能形态，均有助于“国家质量”（组织质量、制度质量、精神质量、发展质量和治理质量）的提升。《文化提升国家质量：中国发展的使命》试图论证：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二推动力，“以文化提升国家质量”是当前中国发展的使命。《文化提升国家质量：中国发展的使命》既一般性地探讨了文化对于当前中国“国家质量”提升的重要意义，亦从文化复兴、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对华夏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功能、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正当法则、当代中国文化的多样共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新时期文化强国的打造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国际形象的树立等战略性、前沿性的理论课题进行了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并对有助于提升“国家质量”的重大文化战略和议程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并不存在“文化学”这门学科。因此，在很多人眼中，“文化”似乎是一个没有专业门槛的领域。不仅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可以谈论文化，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专家，乃至任何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民众，都可以讨论与文化相关的各种问题，比如文明复兴、人文精神、文化软实力、教育改革等话题。于是乎，“文化”既显得重要无比，又在作为文化再生产之核心的学术研究中处于“妾身不明”的尴尬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文化”的这种超越学科的地位，使得它更具有公共性，与之相关的问题亦更易进入公共商谈（public discourse）的领域。在现时中国，与“文化”（特别是文化重建）有关的话题，正在成为官方、知识界和公共领域共同关心的公共话题。
　　历史地看，至少有三个历史契机的相互交叠使得当下中国的文化重建——或日“重建文化中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第一，当下世界日益显现的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即对现代性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全球性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贡献世界”的契机。随着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金砖国家”（BRICS）及其他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全球结构或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已然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历史性变化，并正在推动西方国家过去五百年主导世界的格局受到挑战。作为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领头羊，中国的文明复兴及其世界性作为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被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厚望。近年来兴起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甚或“中国统治世界”等等论说，正是对中华文明“贡献世界”之历史契机的洞察和回应。
　　第二，中国自晚清以来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轴心”时代文明遗产的自我超越带来的历史契机，即对中国“轴心”文明遗产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其实现自我超越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实现“自我转圜”的契机。从历史上看，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和肇兴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中国煌煌数千年文明史上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外部文明挑战。然而，后者带给我们的挑战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远胜于前者，因为这种挑战不惟关涉生活世界的个性（自我认同和信仰）和文化（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和内容）领域的根本变化，抑且涉及社会领域，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型。这种挑战自晚明时期（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进入时已然显现，但彼时主要在生活世界的个性和文化领域产生影响。晚清以还，随着中国在中西方多次正面交锋中节节败退，它开始全面蔓延至社会领域，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中，从而给中国带来了具有“亡国亡种亡教”之危险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华文明“自我转圜”的实质内容，如何“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对当下中国来说显然仍是未竟之业。
　　第三，20世纪以来为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选择的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下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历史契机，即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其实现自我超越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自我整合”的契机。正如笔者在本书第七章指出的，改革开放所承诺的文明前景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文明体系，而这种新文明体系应由现代文明体系、中华文明的“轴心”文化遗产、中华文明的其他文化遗产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遗产，在现时中国社会主义共同政治文化（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铁律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的范导下形成。
查看全部↓

　　孙国东，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院长助理、院价值建构研究项目主任及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15-2016）。主要学术兴趣：法哲学、社会政治理论、法社会学、法律文化及近世和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目前，除从事思想史研究外，主要致力于阐发一种“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理论模式，并进行“转型法哲学”的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著有《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另出版编著、译著和合著多部。

第一章 文化如何提升国家质量（孙国东）
一、告别“文化虚无主义”
二、文化促进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与理论
三、从“增量发展”到“质量发展”
四、何为“国家质量”？
五、全面提升中国的国家质量
六、文化作为战略抓手
七、文化提升国家质量：中国发展的使命


第二章 中国转动世界：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渊源（周宁）
一、汉唐中国：创立历史上的“华夏文化圈”
二、宋元中国：从世界文明的中心到转动世界的轴心
三、明清中国：启发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潮”
四、“衰落年代”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五、中国文化的复兴与现代化的“华夏文化模式”
六、普适价值关怀：“华夏文化模式”的世界意义


第三章 旧邦新命：以文化复兴接续国家命脉（孙英刚）
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文化复兴的定位与使命
二、唯其艰难，更须变革：中国文化体系的现状与分析
三、重塑魂魄，再造传统：中国文化复兴的战略目标
四、守正创新，形神并举：中国文化复兴的战略举措
五、价值重构、深入心灵：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突破点


第四章 论“礼治”的当代意义（姜义华）
一、礼：贯串于伦理性实体的制度化责任伦理
二、责任伦理在百年三大挑战的浴火中重生
三、礼的历史传承与当代革新


第五章 “新纲常”概说（何怀宏）
一、为什么要提出“新纲常”？
二、“新纲常”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三、“新三纲”
四、“新五常”
五、“新信仰”与“新正名”


第六章 儒学与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塑造（陈乔见）
一、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与危机
二、重提义利之辨，禁止官府和官员与民争利
三、纠正公私关系，实现藏富于民
四、明确公私领域，确立官场规矩
五、弘扬儒家道德，塑造社会公德
六、 澄明儒家忠德之真谛，重构职分观念和职业精神
七、发扬儒家议政传统，培养公共理性，完善民主问责机制


第七章 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根本法则（孙国东）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传统到现代
二、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建构
三、以“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促进新文明体系的形成


第八章 当代中国文化的多样共生（吴海江）
一、文化兴盛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
二、文化冲突、思潮群涌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式微
三、多样共生、多元一体与和谐繁荣
四、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


第九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与哲学基础（丁耘）
一、中华文明的特征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
二、中华传统的根本特性
三、斗争、和谐与中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十章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战略构想（苏勇）
一、文化产业的昨天：从一国的批判到全球的共享
二、文化产业的今天：支柱性产业、软实力竞争等关键词纷纷涌现
三、文化产业的明天：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四、文化产业发展建议


第十一章 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孟建）
一、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二、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复杂路径
三、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深层阐释
四、破解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难题的战略与策略
查看全部↓

　　《文化提升国家质量：中国发展的使命》：
　　三、重塑魂魄，再造传统：中国文化复兴的战略目标
　　我们说的文化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将以往的文化传统复原，而是基于开放创新的文化重建。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不是复旧，不是复古，是振兴，是创新，是突破。历史的发展绝非只存在唯一的路线图。人类历史经历过无数次“现代化”，各个文明实现飞跃的途径和模式并不相同。如上文所论，西方的现代化是植根于西方自身的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的现代化却在百余年中以消解中国文化主体性来实现现代化，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的现代化，不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等领域的现代化，也必须植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中。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植根于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中，才能持久和稳健。也只有文化的崛起，中国才不再是一个边缘国家，在价值观、宗教观、体制性等各个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新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设计和精神指引。
　　（一）以“再中国化”重塑文化自信心
　　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去中国化”之后，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是否要放弃以往的文化失败主义、文化自卑主义，代之以“再中国化”，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找回中国文化的魂魄，再造传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是在既有的建立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上的国际游戏规则内实现，而是依托自身的文化传统，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优化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国的强大，绝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强大，人们思想、观念、认识、心灵的变化才是最伟大、最深刻的进步。任何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支撑，技术和制度只是文化土壤上长出的智慧之果。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最终标志是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受，以致被向往。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全球都遭遇着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原教旨主义的盛行。不论是美国对自身信仰、文化体系的坚定维护，还是不断崛起的伊斯兰极端教派，比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中东的伊斯兰国等，与中国相关的，比如日益猖獗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实质，就是极端文化主义，认为自己的信仰和文化遭遇威胁，要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回到经典去。占据世界秩序核心的文明体，比如美国，其原教旨主义表现在对自己地位的维护，坚定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主体，而其他国家只是边缘和补充；自己代表普适（universal）价值，而其他文明只具有区域性（local）的价值。被挤压到世界秩序边缘的国家或者群体，则更加执着乃至扭曲理解自身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一般认为，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世界性的文明和区域性或者民族性的文明两种。每种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均扮演过不同的角色，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属于世界文明的大体上有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现在占据优势地位的，就是脱胎于欧洲传统宗教和文化的西方现代文明。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并非从开始就具有世界文明的属性，而是由欧洲地区文明发展起来的。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文明曾经长期扮演重要的角色。
　　……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