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阿瑟·米勒出版传记，对自己所走过的漫长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艺术道路做了深沉的回顾和反思，尤其回顾了人生道路中的一些关键时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与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使得他终身都持批判现实的左翼政治立场；五十年代，他与麦卡锡主义斗争，后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在他的领导下，国际笔会从与世无争的文学俱乐部变成一股推进世界言论自由的重要力量；等等。在叙述这些事件的同时，米勒穿插记录了自己戏剧生涯的全过程，其中有成功亦有失败，并生动描绘了戏剧界、电影界、政治圈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田纳西·威廉斯、伊利亚·卡赞、李·斯特拉斯伯格、约翰·休斯顿、克拉克·盖博、劳伦斯·奥利弗、约翰·肯尼迪等。当然，还有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莲·梦露，米勒在传记里首次大篇幅地描述了他与梦露相遇、结婚与终相离的过程。
和一般传记不同，阿瑟·米勒并未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而是充分施展戏剧才能，将一生事迹纵横交错地穿插叙述，环环相扣，使回忆既跨越时空限制又不失真，别具一格，阅读性极强，成为当代传记文学的一部佳作。
这部传记不单单是个人的感人肺腑的故事，还可视为一部当代美国社会编年史，为读者了解二十世纪美国文坛、剧坛以及美国社会不断演变的情况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阿瑟·米勒唯一亲笔传记； 
20世纪伟大的剧作家之一，美国戏剧的良心； 
以《推销员之死》享誉全球； 
首度披露他和第二任妻子玛丽莲·梦露的爱恨纠葛 


《阿瑟·米勒自传》是美国二十世纪戏剧大师阿瑟·米勒（1915-2005）的自传。1987年，年过古稀的米勒用深刻的洞察力、幽默诙谐的笔触、坦率而充满激情的文字，回顾了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漫长曲折、极富戏剧性的生命轨迹，同时也记录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坛、剧坛以及美国社会发生的重大演变。
内容简介

阿瑟·米勒（1915-2005），美国当代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 
阿瑟·米勒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工厂破产，家里生计维艰，靠变卖母亲的首饰维持。中学毕业后，米勒靠打工赚得学费，进入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和英文系学习，开始试写剧本，两次获得校内霍普伍德写作竞赛戏剧奖。1938年，他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如当卡车司机、侍者、电台歌手，撰写广播剧等。1944年，《鸿运高照的人》问世，这是他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剧本。1947年，米勒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上演，连演328场，获纽约剧评界奖，使他一举成名。两年后，《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连续上演742场，一举囊括了托尼奖、普利策奖和纽约剧评界奖，从而使米勒赢得国际声誉。另外，他还创作了《萨勒姆的女巫》《桥头眺望》《美国时钟》等剧，均针砭时弊，对社会现实和戏剧技巧做了深刻的探索。 
米勒有过三段婚姻。1956年和妻子玛丽·斯莱特里离婚后，与好莱坞名演员玛丽莲·梦露结婚。1960年，他把一篇短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由梦露和克拉克·盖博主演；次年电影拍摄完成后，两人的婚姻即宣告结束。 
2005年2月10日晚，米勒因心脏衰竭去世。捷克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称，米勒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剧作家，他的去世是世界文学的一大损失”。

大约十年前，我不过才七十岁的时候，就接到过好几份传记作家的建议书，引起我对死亡的思考；想到还要不得不面对一个人，没完没了地讲述自己的过去，这个前景也同样令人沮丧。看得出来，要阻止这些作者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我的虚荣心一旦被他们的关注引诱出来后。不过，起码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把他们推迟到我离开人世以后，这就是，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就这样，我的自传诞生了。 
开始时，我以为二百多页就够长了，足可以涵盖我那些或许值得一提的经历。可是，我很快就开始享受这种自己和自己聊天的状态，自传就不断地变长；而且我渐渐意识到，这么做的背后起码还有这样一个动机：想和年轻人分享我的过去。对于美国人来讲，过去不是他们自己人生的前奏，而是可以丢弃的东西，就像市中心的老房子要为即将修建的新超市让位，或者是老人，抑或是圣诞节的包装纸一样，这种情形早已被无数次地注意到了（如今，恐怕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尤其是在过去的影响仍然很强大的地方，过去对于年轻人来说同样也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无聊事情了）。的确，就说我的父亲吧，他八十多岁时我母亲去世，之后他曾经在老人公寓里住过一段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他，问他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他回答说：“这里的老人太多了。”事实上，我也正有同感，所以很容易理解他这个颇具荒诞性的观察。尽管他自己已经年迈，可是他仍然喜欢周围都是年轻人，带着他们年轻人对于未来的计划，乐观的期待，紧张不安的躁动，以及他们漂亮的女朋友。 
在英国、欧洲和拉丁美洲，这部自传是我的作品中得到评论最多、并且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然而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它却遭到几个批评家的强烈否定，甚至遭到两三个人的痛恨，忽略不提就更是经常事儿了。对此我只能想到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是，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文明那一度显得更为优越的前景所吸引的人，一些美国评论家始终抱有长期的敌意；更重要的是，此人事后还不肯躺倒在地，为他的错误痛哭流涕地认罪忏悔。第二个原因是，关于玛丽莲·梦露的性感，这本书竟然缺乏直截了当的研究；似乎关于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一个他的或她的性倾向的完整记录，就不可能还有什么值得让人知道的事情可谈了；做过的事却不肯谈论，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更不用说一点也算不上诚实了。对于没有能做到这两点，我想不出该如何抱歉，但是，就像我自己也曾希望此书可以达到所有人的合理期待一样，谁也不可能样样都得到。 
这本书当然也不是对写历史的尝试，即使我的确试图坚持我对二十世纪里那几个关键年代的个人认识，并将事后聪明降低到最小程度，因为这些事后的聪明只能给我的渐进过程蒙上雾水，把它们假设成别人的认识。 
通常，很多人都会谈论大萧条对我这一代人的巨大影响，而事实上，这只是我所认识的人在当时极为关注的一个主要事件。我敢肯定，从1929年的经济崩溃，到我们迈进四十年代，工业商业开始崛起，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发生的那十个年头里，这也是整个国家的忧虑中心。但是，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激进的年轻人来说，还有另一个同样黑暗、同样具有威胁的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头上，那就是西班牙内战，这场战争几乎持续了四年，直到法西斯主义在1939年获胜。 
如果说我无法证实希特勒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却能够回顾我当时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氛围当中：英国、法国，甚至美国，都拒绝向合法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出售武器，以反击军队对政府的反叛，这种情形似乎在证明，西方各国的政府是不打算反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整个欧洲扩大其法西斯统治的了。为了孤立西班牙共和国，面对德国日益猖獗的反犹主义，以及它对文化和人权的肆意侵犯，西方各国政府还一致同意了那个不干涉政策，加上希特勒正在派遣的德国空军部队，还有墨索里尼对佛朗哥的军事武装，所有这些使安妮·默罗·林德伯格的评论听起来更加具有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法西斯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过去这一百年不是容易做出预言的世纪，但是，在左派所有的预言当中，关于西班牙是另一场欧洲战争之预演这一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确，就在弗朗哥占领了马德里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便对他的内务部长哈罗尔德·伊克斯悄悄耳语说：“西班牙是我所犯过的最大错误。”因为伊克斯曾经一直向他呼吁应该帮助西班牙共和国，却始终没能奏效。这是根据伊克斯本人的自传。 
当然，未来是无法预言的。但是，我们当时面对未来所感到的无能为力，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还不完全一样。即使说平安的生活，对一些人来说还包括理性本身，都随着1929年的股票市场一起土崩瓦解了，可我仍然相信，关于进步的理想还在继续前进着（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1938年世界博览会的口号“进步的百年”，绝对不是吹嘘之词）。对于激进派和保守派都一样，问题并不是美国能不能继续增加财富，或者失业者是否还会重新回去工作，而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欧洲可能是一条已经在港口抛了锚的生锈船只，远航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而我们的情形虽然糟糕，可我们并没有进港，而且正在前往某个美好去处的路途之上。 
现在的情形当然已经完全不同了。绝望早已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必要风格，而美国的未来则早已失落在它的过去里了。右派大军以“基督教”的名义组织起来，对他们认为是精英的、世俗的和开明的政府深表痛恨；而左派则挣扎在对政府的一种说不清的不信任当中，因为政府似乎注定要被大企业所腐败。这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使任何一种在有组织的社会里共同生存的可能性成为问题。任何人在过去都无法想象，社会的生存甚至合法性，竟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如此沉重地取决于善意的信任本身。从三十年代激进左翼运动中的宗派之争以来，主流政治的对话还从来没有被如此激烈的仇恨和如此偏执的怀疑支配过；而这一次，处于主导地位的右翼激进派自称是保守人士，而开明人士说起话来则试图尽可能地像保守派。 
判断一个医生的能力，看的是他对病程的预知能力；判断一位律师的智慧，看的是他考量各种可能性时的预见能力；可是，对于政客和政治家，我们有什么合适的标准尺寸来衡量吗？记忆缺失似乎是现有的最好办法了。 
若想随着时下的任何教条而摇摆，就需要忘记，不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无论谁说自己掌握了智慧的钥匙，其实都没能正确地预言；只有极少数的例外，例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起码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那毫无疑问就是苏联的崩溃和解体。从政治上讲，这是颗从外星际飞来的彗星，一头撞到了地球上，可是它的种种含义却被各方面故意的漫不经心压在了干冰里面。因此，这个灾难性失败的含义，似乎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困扰不安。所有的政治学系、大企业的权威人士，以及记者和编辑们，都应该被挂出去晾晾干了。相反的是，迎接这个迹象的，却是一个被拉得长长的虚无；而这似乎只能证实，我们对各种社会政治生活的了解，大约仍在查理大帝之下。我们真正应该超越的观念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洞见与智慧的，不过是又一个没人肯承认的意识形态的伪装而已，在这种心态下，定罪在先，而事实却姗姗滞后，假如事实还真的能来的话。作为意识形态的塑造者，知识分子群体在二十世纪的最后这些年里，得到了A+的高分，然而，作为自相矛盾的现实的观察家，知识分子群体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丢人现眼过——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意味着如此大的权威。剩下的不过是承认自己的傲慢自大，也许接下去，我们可以开始以很不适应的谦卑方式，驱散眼下折磨我们的谴责感，在北大西洋的迷雾中，茫然地就地转圈打转。但是，出现这种情形的危险并不大。 
在个人的层面上，假如我可以重新开始的话（还是死了这个念头吧！），我觉得我可以写出讲述同样年代、内容却迥然不同的另外一部自传。因为我在写这部自传时，不得不留出许多理性的空间，而且还要在活动记录中，保持一种条理。 
我原本还想多写写那些虽然不甚重大，但绝非毫无意义的事件，例如我在青少年时代对体育的热烈追求，尤其是在布鲁克林M大道和格雷夫山德大道之间的空地上踢足球的情景。那是三十年代初，秋天清爽的空气刺激着我们，把那块四周由人行道做边界的空地当作所谓的“球场”，不戴头盔也不戴护肩，彼此都全力以赴地冲向对方那令人害怕的肘部，以及硬邦邦的膝盖，四处散落着酒瓶子的碎片，那是过路的酒鬼随手扔下的（还有在街道上同瘦瘦高高的爱泼斯坦双胞胎兄弟一起玩非正式的触身法橄榄球，他俩比我大七八岁，整个儿是一对儿ADDBALL的爱开玩笑的人。我记得他们似乎高中还没毕业，就急急忙忙去了好莱坞。不过他们后来在好莱坞，终于写出了那个算得上倒数第二名的《卡萨布兰卡》）。还有在大洋公园路滑冰场上的各种表演。要想在那个地方向女孩子炫耀一番，你得花上沉甸甸的一枚二十五分硬币，这是好不容易才赚到的，然后，为了不白花这笔钱，在溜冰场上一直待到关门，尽管临到关门时，已经快饿得半死了。至于书——有那么几本——当然很重要；虽然当时痴迷体育，可我还是在动脑筋，试图解开格特鲁德·斯泰因那篇《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的谜。书是科尔盖特大学一个体重达两百磅的橄榄球防守队员送给我的，他那时迫切地盼望能创作诗歌。不过，对于男孩子来说，毫无疑问，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体育比赛，以及关于体育比赛的争论。 
海明威的某些文字固然会令人心向往之，不过，除此之外，一个神奇的长击，一次底线得分的接球，这类记忆都会长时间地留存在记忆当中。为了支持我们的投手惠逖（Whitey），就必须克服被那个岩石般坚硬的球打中头部的恐惧，而这对一个人的自信心影响可是不小；还有，当没有接到那个长击，或者当惠逖的球就从你的脸颊擦边而过时，你竟敢不闭上眼睛……接下来的冲突最终会成为精神的冲突，而这又肯定会影响到一个人自尊心的塑造，或者是自尊心的丧失。此外，回想起那些声嘶力竭的争论，真的很难让人不脸红：关于扬基队的接球手，或者巨人队的左外野手的各自才能，以及雷德·格兰基、路·盖理格，或者斯坦·缪哉尔——然而，这些毫无意义的冲突，却提供了抓住这个迅速转动的宇宙的扶手，我肯定，这个无可替代的扶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 
我想，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年轻人对个人身份的寻找。由于某个无法知晓但相当迫切的原因，我当时认为自己是个二垒守垒员。既不是一垒，也不是三垒，既不是投球手、接球手，也不是外野手，而是二垒守垒员。思考这类地地道道的强制性念头，承认这个令人费解的没头没脑，可以说是一种启发心智的训练。在过去，个人身份一度取决于对某个几乎没有、甚至丝毫没有真正内涵的抽象概念和坚定信念的忠诚，认清了这一点，能够使人的心扉豁然开朗，准确地看到在人类活动中，哪一类事情会比其他任何事情引发更多的流血事件。 
我原本也想更多地谈一谈《圣经》，这是我至今无法解开的又一个谜。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理解上帝，或者应该说，不知道一个神灵会不会，比如说，对我这个渺小生命产生什么兴趣。我觉得我真正密切地感受到神灵的那一次，是我七岁或八岁的时候。当时，在一位上了年纪的希伯来语老师的帮助下，我解谜般地阅读着希伯来文。上帝创造了一切，包括叫做“天空”的东西。这东西和大地不大一样，我的长胡子老师说。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全部。”他不耐烦地解释。接着，他明确地指出，大地是平坦的，而天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蓝颜色的穹窿，你可以沿着大街一直向前骑自行车来证实它。有了这个合情合理的建筑结构，我很容易就想象出一个老人坐在穹隆的顶部，注视着下面所发生的一切情景。现在想起来，那更像是个剧院，而且这样想还具有某种可信性，因为我从来没有将大地想象成圆形。我想，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如果圆形的大地在不停地旋转，就不会有地方让上帝以威严的姿态坐着了。 
我有没有考虑过上帝是否爱我，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上帝肯定创造了世界，不过在这之后，他似乎就消失在犹太教的会堂里面了。他在那里和老人们一起，处理着严肃的事情，还要管理结婚典礼和葬礼。很久以后，我听说乔治·华盛顿、杰弗逊，以及其他开国元勋都是自然神论者，认为世界就像一座钟，上帝给它上了一次弦，然后就优雅地离去了；这种说法颇能引起共鸣。
然而，曾经有过一些时候，理性崩溃了，我便完全处于那些被人们称之为迷信和其他知性的摆布之下。理解犹太人的恒久不变而又不踏进神秘主义的轨道，起码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秘主义是一个危险的范畴，在那里任何事物都是可能的，因此，任何事物也都是不存在的。迦南人、莫阿布人、腓力斯人，以及其他和《圣经》中犹太人同时期的那些伟大的氏族和部落，现在都在哪里呢？它们为什么没能像犹太人那样，进入西方的文明？ 
我觉得肯定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期待自己能找到一个答案。我可能已经把我儿时学到的那点儿希伯来文都忘掉了，我也从来不去犹太教的会堂，我甚至还觉得，准确地记住那些犹太历中的赎罪日，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是相当麻烦的事情。但是，我内心有一种东西在坚持认为，这个世上必须有犹太人，否则世界就会终结；还必须有一个正义的人，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化作烟雾；可以说，必须有一个揭露秘密的人，否则我们陈旧的谎言就会淹没一切；我认为我相信这一切。我认识到，和其他任何一个种族一样，犹太人对自己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对其他人所受的痛苦感觉更强烈；对他们自己的胜利，要比对其他人的胜利感觉更自豪。 而且，我也期望所有人，对他人的痛苦能够像对自己的痛苦一样，感同身受。但是，除了这些高尚的思想，我还知道，发生在特拉维夫的炸弹爆炸，可能会比其他城市的爆炸更加严重地刺伤我。一个信仰犹太教的爱因斯坦，也会比信仰其他宗教的爱因斯坦，更多一点骄傲。这种身份的认同和品德没有丝毫关系，而在这方面，犹太人普普通通，不好也不坏。事实上，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这和什么都无关，仅此而已。 
我不想让自己的剧本或小说以彻底的绝望结束，甚至在客观事件仿佛也在要求一个同样完全彻底的结论的时候，例如，一个大屠杀的故事——可我不是犹太人或基督教徒中唯一的此类作家。但是我对绝望的抵抗似乎也和犹太人的某种特点有关，那是某个飘忽不定的细胞在我的血液中流动，它似乎在呼唤：黑暗降临之后还应有一线光明留存，在黑暗深渊的边缘，必得有一丝救赎的希望出现，不论它有多么遥远，多么不可追寻；否则那个故事就离真实还有一些差距。 
《约伯记》是《圣经》里的唯一一个剧本，而且是最当代的一章。如果认真地看待这个剧本，美国有一半去教堂的活动都得停下来。《约伯记》肯定地告诉你，即使你一辈子规规矩矩，对他人好心好意，可你却失去了一切，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明明白白的理由的，那你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约伯记》告诉你，你必须有信仰，即使这辈子不仅没有任何回报，而且还会有最最严重的惩罚。《约伯记》是对集中营最准确的预言，是最纯粹的上帝的思考，是没有回馈的爱。这是没有奇迹的宗教，绝对没有公开或暗中行贿上帝的企图。《约伯记》是关闭教堂之作。可是，如果没有了《约伯记》——没有了这个可能通向群星的最最纤细的线索，世界会好一些吗？ 
我原本还可以多写一些性。可是，我觉得对这个话题已经想不出任何新东西可谈了——即使还可以想到——这是比起任何其他念头都更值钱的一个用之不竭的财源。在布鲁克林，人们通常不把性和爱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有联系的话，他们也是互相对立的。你爱你的母亲、你的姐妹、你的姑姑和姨妈，但是会和她们有性行为吗？绝对不会。而作为女人，她们也不想性，因为穿衣打扮、买菜煮饭、收支平衡，以及鼓励丈夫等等，已经把她们的心思占据得满满的了。就此而言，我们的情景大约很接近马克·吐温笔下那些密苏里的拓荒人物，那是美国人的典范。他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做了上百种各色各样的事情，但是，作为成年人，他们绝不谈恋爱。 
我也忽略了深入探讨我早年对娱乐人士、歌唱家、演员，以及他们职业生涯的迷恋。我属于对二十、三十以及四十年代流行文化较为朴素的那类观众，不过我也记得我的批评姿态，例如他们刚刚出现时，我严重地游离于拉思·科伦波和平·克劳斯贝之间。弗兰克·辛纳屈最初只是给女孩子听的，这一点怎么讲都是必然，这个唱歌的性机器让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懂得欣赏——初听上去他又甜又腻。不知为什么，我能够欣赏富雷德·艾伦，尽管并不真的喜欢他，同时我还喜爱上了马克斯兄弟，以及杰克·班尼的多数、但不是全部的小品，还有阿莫思和安迪——这些人怎么会流传下来，挺令人惊奇的，不是么？——因为没有哪类观众会比流行音乐的观众更挑剔了。和比较有教养的和懂行的观众不同，那些人“被期待”听下去；可是只要过了能够抓得住流行观众的那个点，流行音乐的观众可不需要听下去。只要不喜欢，他们就会关了它。 
说到当代流行乐，我可有些麻烦，因为它们似乎重复得令人无法忍耐，天真得虚假失真。那些演员怎么能一边做广告，一边继续歌唱生涯？真是莫名其妙。当一个男人或女人，用完全相同的方式，为失去的爱人或某个品牌的洗发露发出哀鸣时，很难不让人怀疑这里面含有某种冷嘲热讽，而这注定会在他或她转向严肃的艺术追求时，损害其效果。我回忆不出克罗思比、艾拉·费茨杰拉德、霍基·卡麦克，或者哪怕是比他们稍显逊色的演员做过推销，不过这也许只是由于缺乏机会而已。对于上了年纪的耳朵，现在的自动重击和猛敲电子鼓实在是太多了，并把那些百老汇的朴素歌曲挤出市场，包括它们的每一个音符、每一行歌词，其目的显然是冲着钱的。很可能，由于年轻时对克尔·波特、山米·坎恩、理查德·罗杰斯、洛伦兹·哈特等人的音乐和歌词，以及对演奏本尼·古德曼、法茨·沃勒及其音乐的情感投入，我的记忆镀上了一层金。这些人当时展示的，是一种亲密的隐蔽的性，和时下这种完全公开的，仿佛从机关枪里直射出来的玩意儿正好相反。但是，面对年轻一代的趣味之谜，老年人应该闭上嘴巴——不论是现在还是永远。 
无论怎样，这些都是部分记忆的颜色，起码时间还没有令其褪成白色，因为我肯定，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大部分所见、所梦和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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