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汉语史共生共长、互文建构的历史。鉴此，本书以语言为核心参数，透过20世纪中国语言学家们的视角，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考察在20世纪的语法学著作中哪些作家作品更具有“语言形式的规范性”，从而直接标记了现代汉语制度化的过程；考察在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著作中，哪些作家作品更具有“语言艺术的显著性”，从而成为社会大众的“修辞样板”。
语言不仅是一种“符号系统”，还是一种“社会制度”。“现代汉语”从倡立到如今业已百年，在这一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制度化历

本书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本体，以中西方文学思潮互动与博弈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梳理与探究，厘清其发展脉络，明确其完整谱系。本书采用文献辨析法、文本细读法和比较研究法，在分析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一方面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创作等文学现象，另一方面闸释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密切关联，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在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本土化过程，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必读书目。

伴随着当代文学史书写取得实绩，当代文学史研究也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本书从话语层面切入，全面、系统整理中国当代文学素材，重绘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书写的史实图景，对未来的文学史书写与研究极具现实意义。不同的文学史观，影响着不同文学史研究的话语，本书对文学史和文学史观进行系统化分析，极具理论价值。

本书是著者多年新文学研究成果的汇编，主题是挖掘百年中国新文学历史演变的基本问题。在作者看来，历史的过程之所以值得我们一再重述和审视，就是因为人们太容易遗忘，又因为遗忘而常常不自觉地自蹈虚无主义的覆辙，历史的教训总是被我们抛之脑后。“反抗虚无”就是铭记过往，警示后人。本书分“现代性”“国与族”“地方”“文献”四个专题编列。这四个专题处在当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著者的论述是对相关专题的积极介入。论著涉及的论题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当前的学术动向，对于推动上述领域的思考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书是曹聚仁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两部文学论著的合集。《中国文学概要》初衷为供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之用，故语言生动晓畅，作者从“中国文学”的概念入手，强调近代“文学”与历史上所谓“文学”的不同，并通过十讲扼要梳理了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到近代散文兴起的发展流变，线索清晰，实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文学史。《小说新语》原是作者写作计划“文艺近思录”的一部分，作者着眼于国内外小说，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专写自己所了解的、所欣赏的、所体会的，仿佛一部‘文艺国’的游记”，是一部丰富有趣的小说品鉴札

明初历史事件频繁发生，永乐年间有靖难、北征和迁都三个核心事件，其间还有因太子朱高炽与皇子朱高煦权力斗争引发的政治风波。这些事件成为研究永乐时期历史事件与文学关系无法绕开的节点。本书从永乐时期靖难、北征和迁都三个历史事件出发，考察中央官员及相关人员的人生轨迹、文学创作与心态书写，在此基础上审视永乐时期历史事件对明初文坛格局与文学发展的影响。

本书为记录四川大学“西川学派”成长发展的画册。“西川学派”又称“大文学研究”学派, 四川大学先后授予这一学派为“德沃群芳科研与人榜样团队”及四川大学首批川大学派培育团队。本书收集了这一学术团队十年来发展成长的种种活动图片, 包括学术研讨活动、学术交流活动及重要代表骨干的学术成长历程等等, 以他们日常活动的图片记录整个学术团队的发展历程, 以期总结历史、激励他人, 作为四川大学学术发展的一种严肃而生动的记载。

“城市文学地图系列”，既是按照一座城市的地理，去寻找其中的文学故事，也是在文学中品味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既是“城市的文学游”，也是“游览”了一座城市的文学。 《杭州文学地图》从六个方面勾勒出了杭州这座城市的文学地图，分别是古寺名刹、南北诸峰、城池形胜、市廛街巷、西湖、名人故居等。一方面记叙杭州的山水、寺庙、市肆街巷等物理景观，一方面讲述它们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悠久历史沿革，以及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留下的身影。

本书探讨的是1925—1937年中国新文学的价值实践，这是一个文化上群龙无首、多元共生的时期，不同文学观念在抗衡中并没有互相取代，而是各行其是。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带来了新文学实践的多元形态：繁复的、多面多层的，砥砺共生的。直至全面“抗战”前夕，新文学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它是开放式的，在外部环境规约与内在自守坚持的互动中耦合生成。其价值生成过程也并非清晰的、线性的、充满目的性和必然性的，而是错综的、迂回的、多线头的、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一种过程性、细节化、多元互动式的垒建和确立。

胡小石根据清焦循 一代有一代所胜 之说，主张文学随时代而发展，在本书中历叙《诗经》、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唐律体诗、唐五代词诸体之源流正变，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阐明各种旧说，不少创见，被学术界公认篇幅不长而颇具卓识。他毕生治学，文必己出，如无真知灼见，从不剿袭雷同，笔诸简端。其定文学范畴，以我国固有之言志说、缘情说结合外来之纯文学理论。治学方法，则严格区别治史、学文为两途，谓治文学史属于科学范围，必须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新中国成立前继出之文学史，如冯沅君、陆侃如合编之《中国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