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以“重商主义”和“国家赶超”为焦点，着重阐释一个命题：重商主义实乃国家赶超的必由之路。假如该命题听起来有异于流行“常识”，则更可说明，本人的经济史研究及这本书册尚有价值。
至少自近代以来，你追我赶、竞相发展进一步成为世间常态，落后者该采用何种方法加速前行甚至后来居上，也成为主政者与研究者念兹在兹的经国大事。那么，在至今有数的赶超成功案例中，从早期现代的威尼斯和荷兰、19世纪前的英国和法国，到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究竟有无以及有何一以贯之的要诀呢？我的答案是：有的，此即重商主义。
毫无疑问，这个重商主义决非主流话语中的“重商主义”，因为由亚当·斯密起，重商主义早已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而本书的历史考察足以表明，真实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把金银积累、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殖民扩张等方针融为一体的民族主义发展战略，其中尤其包含了前人本已领悟、后人却有意淡忘、今人多不甚了了的赶超发展之道。
常言道，大道至简，重商主义所包含的赶超发展之道其实也不复杂。拨开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迷雾，细察近现代国家赶超的政策实践，可见赶超之道原已蕴含在重商主义的以下要点中：
——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质量内涵，有些活动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区分不同经济活动质量高低的要害在于，它们究竟是报酬递增的还是报酬递减的；只有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才能降低扩张成本、造就规模经济、带来更大收益、提供更多就业、扩大竞争优势、奠定繁荣基础，一国由贫弱迈向富强特别是加速发展根本上有赖于此。
——农业及其他初级生产属于报酬递减的活动，工业制造才是报酬递增的活动，其中的技术创新尤能推动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工业进步和技术变迁长于引发不完全竞争，由此能比农业等初级生产带来许多倍的收益；一国应该在报酬递增部门积累自身比较优势，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才是“好”的贸易，专门从事报酬递减的经济活动终将落入贫困陷阱。
——越是数量大且多样化的工业活动越能创造有活力的经济结构，带动商业和农业的成长，同时吸引更多素质较高的人群参与其中；城市化特别能产生人口和工商业的群聚效应，良好的地理条件和后天的基础设施更会放大这种多元群聚效应；多元群聚的环境能够生成复杂的分工协作和互动激励，从而造就一个不断强化、良性循环的经济加速增长体系。
——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市场本身也由制度所规范和支撑，政府的作用、良好的治理因此至关重要；政府尤可以协助培育具有报酬递增特性的产业与技术，以此干预经济结构的演化方向；政府干预突出体现于，通过关税、专利等手段保护市场与知识、吸引先进生产要素、移植外国新兴产业、鼓励进口替代与升级并转而推动出口。
——国际竞争中的成功关键在于效仿领先者，从事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专业化于报酬递增部门，迈向更高的生产和出口结构；而失败根源在于被剥夺了或放弃了发展制造业并提升经济结构的机会，最典型者莫过于殖民地；凡是“弃工业化”者，只会陷入低技术、低竞争力、低附加值、低工资的恶性循环，被锁定于贫困和依附状态，从而更难以追赶先进。
以上要点或许颇显新潮，但是400多年前的重商主义先驱（如那不勒斯人安东尼·舍拉）实际上早已提出这些见解。重商主义的国别“版本”，无论是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学派”、西班牙的“欠发达经济学”、法国的“科尔贝主义”，还是德国的“官房学派”、英国的保护主义“贸易学”、美国的“美利坚体制”，都在16—18世纪集中讨论过相关问题。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尤其针对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新局面，光大了重商主义赶超之道，确立起一个与斯密学派“世界主义一体发展范式”相对立的“民族主义赶超发展范式”。
应当强调，从舍拉到李斯特，重商主义者展现了很好的政策直觉，经世致用而非坐而论道原乃其突出品格。他们的探究申论始终直面富国安邦、争强好胜的迫切现实需要，也由此有效推进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赶超发展。然而，偏偏在英国长期依靠重商主义而赶超成功后，重商主义的前述“明智之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语）随即横遭非议，轻则被藐视为纯属“灵机一动”的权宜之策，重则干脆被斥为“彻头彻尾的思维混乱和胡说八道”。如此一来，契合落后国需求的这套重商主义不仅得不到正面传扬，反而被打入“前斯密时代经济谬误”的冷宫，岂不哀哉？
可慰者，话语不可能被彻底垄断，真相尚可从历史中窥见。世上主要大国的近现代经济发展历程终究有案可稽，重商主义赶超之道的屡试不爽也从来有迹可循。本书对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等列强的经济史考察及相关理论分析，即展开了一种沉入历史、窥视真相、验证规律、启迪现实的尝试。其中的核心点就是揭示，当前的富强国家在自己贫弱的当年，是如何借用所谓“异端”的重商主义手段而迎头赶上的。历史堪称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查检过往的经济“实验”无疑有助于呈现实证经验、重拾赶超之道，也可为当今中国的赶超实践提供资鉴。当然，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所以重商主义赶超之道也必然需要我们参照国内外变局而权衡采用、适时匡正、扬长避短、兴利除弊。
多年来，我围绕本书主旨有计划地展开研究，书中内容先以论文及译序、评论、访谈等形式陆续发表。特此感谢原刊方《社会科学》（第一、二、三、五章）、《马克思主义研究》（第四章）、《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第六章）、《政治经济学报》（第七章）、《史林》（第八章）、《海派经济学》（第九章）、《国外社会科学》（第十章）及《社会观察》《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澎湃新闻》《学人读书》，以及曾予转载的人大资料中心《理论经济学》《世界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刊登了序文等的商务印书馆、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全部文章本次汇集成册时又作了统稿和修订。
虚言不赘，谨此为引。
梅俊杰
2023年8月12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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