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企业合规的基本理论出发, 阐述了企业刑事合规、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基本内涵; 分析了企业合规的风控体系。在深度把握企业合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对企业刑事违规风险点进行梳理, 并对企业行政合规进行指导, 进而提出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操作流程。最后对企业法务业务的合规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包括制度合规管理、商务流程合规管理等内容。

本书在对我国2019年以来已决案件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回顾总结了我国涉网食品药品与知识产权犯罪现状、特点、模式、规律及打击治理的政策法律和体制机制的演变，着重从行政监管、刑事治理、社会共治等维度，阐释我国近年来对网络食品药品与知识产权犯罪治理中的工作重点及理念的更新和路径调整。同时，对网络时代食品药品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初步探析与展望。

本书阐述的是一种内在于法条，依附于法条的法理，法条所承载的规范在本书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从法条出发，并最终以法条为归宿，对刑法理论进行规范的审视。这个意义上的刑法学，就是本书所谓规范刑法学。根据刑法典的修订，作者对本书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刑事诉讼出罪功能研究应基于阶段性视角，分析刑事诉讼侦查、检察、审判各阶段出罪形式的类型化。侦查阶段撤销案件、检察阶段不起诉、审判阶段无罪判决出罪机制和制度形式，是刑事诉讼实现各阶段类型化出罪的基本要求和完善路径。在肯定刑事诉讼阶段性出罪功能的同时，亦要重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出罪中的的交互作用。

物权行为理论最早由德国民法学家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末，新中国的民法学者开始在国内法学刊物上介绍物权行为理论。但是，由于对中国近代中国民法学物权行为缺乏了解，学者间对物权行为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历史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近代中国民法学早已引入物权行为理论，并指导着立法和司法活动。
本书介绍了清末时期，随着西方法学的输入，物权契约逐步进入中国法学人的视野。得益于日本民法学家的著作和演讲，近代的法学前辈们引入了物权行为理论，并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书对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

本书阐述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和技术上如何赶超西方国家及其作用，探讨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如何与国家科技政策交织在一起，以及中国社会如何运用这一舶来制度。作者指出虽然外部压力的确发挥了作用，但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主要原因是其内部发展需要，中国已经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立法体系，但执法方式独具中国特色。注册和审查管理制度也是以国内产业为重点，以国际惯例为基础运作。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中国与当前国际贸易互通的重要纽带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功能。尽管存在许多重大的结构性、社会性和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涉海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步伐从未停止，一往无前，海洋权益逐步稳固，海洋经济蓬勃发展，海洋环境不断向好。海洋法治的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目前我国海洋法治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我国实现海洋强国之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海洋法治发展报告》致力于总结发展经验，吸取发展教训，正视阶段性成绩，巩固长期成果，展望未来发展，探索中国特色海洋法治发展道路，

本书试图从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经济学视角探讨如何回应大国转型背后的法官管理难题和法治难题。基于长期的法院调研和2000多份法官调查问卷，尝试描绘当代中国真实的法官群体及其面临的制度环境，不仅在当代司法改革的历时语境中尽力概括一个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法官管理模式，更以一种“同情式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地理解中国法官和中国法院在具有强烈路径依赖性的宪制架构下的种种“不得不”。此外，本书也致力于打通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之间的理论藩篱，并试图勾连起司法制度研究与诉讼法学研究之间隐秘的理论通道，更进一步，

本书以日本文化艺术领域的部门宪法——《文化艺术基本法》为核心，在全面梳理日本文化艺术立法史及其文化艺术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比较研究了日本现行《文化艺术基本法》(2017)、《文化遗产保护法》(2021)、《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2013)、《国民祝日法》(2018)以及《阿伊努文化振兴法》(2019)和《阿伊努民族支援法》(2021)等重要法律。这些法律不仅是日本国家文化艺术行政的基本保障，也促成了日本成为世界文化强国，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法治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网络时代的到来导致以领土范围为标准的管辖界限逐渐模糊，近年来各国在刑事侦查中收集电子数据时跨越传统国家疆界的现象屡见不鲜。以美欧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跨境电子取证制度方面的转型与发展尤其引人著目，其以长臂管辖等方式开展的电子取证对我国数据主权与安全均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我国的数据出境管制制度需要更具针对性地予以应对。与此同时，我国在传统的刑事司法协助框架下开展的电子取证面临效率相对低下的困境，侦查机关开展的单边跨境电子取证也存在国际法上的风险，这些问题均需给予法理和制度层面的及时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