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四国职业教育立法，本书在明确其整体框架与结构的基础上，首先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其路径选择与路径形成问题，其次对其创制与运行背后的动力机制以及立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在总结其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创制、实施、完善等问题提出了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本书是该研究领域内容较为丰富、创新程度较高、理论和实用价值较强的一部作品。

本书为作者的学术论著集。主题涉及法哲学和法律论证理论，围绕法哲学展开概念之辨，就法学的问题立场进行分梳，评述法哲学巨擘的思想与方法，探索中外法理学的发展样态及趋向。本次结集，在原有六篇论文的基础上新增近来撰写的六篇文字。前六篇偏向对法哲学/法理学发展的宏观梳理，后六篇论著尝试综合评价所选法哲学家个人的思想和方法。尤其是《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一篇译介德国当代法哲学理论及著作，是国内篇详细评介德国当代法哲学进展的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

本书内容讲述: 英国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建立于1967年, 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虽然它在公民申诉、救济和监察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仍有明显的局限。由于它存在种种弊端, 效果不太理想, 从而导致国外学者对其关注不够, 国内学者译介多于研究。然而, 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国申诉、救济和监察等制度有着借鉴意义,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建立缘起于不良行政案件克里切尔高地事件。

不婚化、少子化、失业、啃老、穷忙……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与年轻人的生存困境有关。当一个社会中代表着活力与希望的年轻人普遍陷入生存的困境，原因一定不在他们身上，而是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和相关的制度产生了问题，这是任何个体都无力反抗的沉重枷锁。在本书中，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了当今日本社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背后的原因，以及衍生的各种问题，最后针对如何应对这些困境和问题，从家庭社会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本书是一部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后的重建进程的学术著作，作者将这段历史置于更大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并解读种族大屠杀的缘由及之后的重建，尤其是卡加梅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采取的举措，从而让读者深入了解卢旺达在内战后是如何摆脱危机、实现大规模改革、取得快速发展而创造奇迹的。

本书依然具有持续的学术影响力。本书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汉代文献, 系统发现当时语境中的言论信息及其传播渠道, 为读者和学界了解汉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本书本次修订工作将再现该书的学术魅力, 针对这些年来读者、学者和专业书评指出的瑕疵作了一些技术性修正, 同时对汉代谣言案例增加了更多的补充考察。本选题已通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审读。

明初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着一群身份复杂的人，他们多以灶为籍、以盐为业，借此而成聚落。本书广泛利用民间文献，深入理解民众生活，揭示这一群体生活地区社会演化的基本特征和逻辑。明中叶以降，市场化进程加速，商业资本开始进入并逐渐主导盐场经济。与这一进程相结合，在受海水浓度变化影响的具体社会生活中，盐头、盐灶、宗族、商垣等民间自组织，为了应对朝廷课税需求，灵活运用朝廷“以籍定役”的制度设计，和王朝国家不断对话与互动。因此，沿海的商、民、军、渔、灶等人群不断地转化着身份与户籍，慢慢产生多者合一的宗族和

东亚大陆是日本实现生存和强大的战略空间，这长久地影响了日本的东亚合作行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凭借雁行模式引领东亚经济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开启了合作模式，日本又试图主导这一进程。在东亚开启制度合作的第三个十年，日本表现出同其他东亚国家共同推动一体化的行为，追求区域共同发展和各国互利共赢的取向。笔者希望借助相对综合而连贯的视角，建立战略取向分析模型，研究日本战略取向对战略行为、东亚合作行为的影响，寄望对深入了解日本对外政策取向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外关系史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1年创办，李兴教授任主编，陈奉林教授任副主编，立足于本土资源与全球史观，以东方区域和世界视角，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研究与整体推进，反映中国外交和中外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社会关系等研究的前沿与动向，探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打造世界史和中国史融通的学科交叉平台，培养中外东西博通的专门人才，推动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东方外交史、世界史和区域国别研究。    本辑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第1辑）》包括辛亥革命前后工部局万国商团有关海军参

本书为韩国教育部全球韩国学新芽型项目 (AKS-2020-ICN-2250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是我社2021年7月即将出版的《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 (登州卷)》之续篇。自有文献记载以来, 韩中两国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使臣往来。特别在朝鲜时期, 伴随更为频繁的使臣往来, 出于记录相关时间和空间的目的, 使臣们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使行文献。1621-1630年, 朝鲜使臣团利用“明清交替之际的登州-山东航海路线”前往北京或路经登州的共有2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