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目标和任务、原则和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境界。本书以发展性、整体性的思维为指导，通过运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研究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研究。本书着重总结、凝练和概括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规律、新原则、新矛盾、新理念、新方法、新格局，并就新时

社会信任是凝聚社会共识、协调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之一。社会信任的不足和缺失会引发
流动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交往半径不断扩展，人们所面对的族群多样性因之不断
（CSSC）数据，根据研究问题与实证分析的需要，运用了多层次混合效应线性回
（MLSEM），探讨中国西部地区的族群多样性影响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具体效应，并在
中的中介作用

本书从北京史的角度对士大夫阶层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从先秦至清末，作者以全面、独特的角度解读了北京士大夫阶层的发展轨迹和变化特征，并择取清末七位比较典型的人士进行了重点剖析，讲述了他们在时代背景下的人生浮沉。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政治演进，另辟蹊径探究唐玄宗、唐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通过考察中书令（首席宰相）与太子在皇权政治下的政治配置关系及其变化，详细论述了玄宗、肃宗朝政治制度变化与中枢政局演进的互动关系。

作品视角独特、观点鲜明，不囿于对当时人事纷争或历史事件表象的考察，深入考释了玄宗朝宰相与太子相争的真相，犀利揭示出大唐国势由盛转衰的深层原因。

本书从整个唐代选举体系的角度考察了铨选与文学的关系，尤其对于“守选”制的研究，发学界积年之覆，堪称填补空白之作。唐代铨选制度一方面指对未入仕者的甄录，另一方面是对六品以下官员政绩的考核。

本书通过个案分析，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探讨高层职事官在唐代经历的“使职化”过程，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对唐代的政府架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动态的理解，并且使读者深入体会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实态。

本书分章详论了唐代士人中年经常出任的几种核心中层官职，其中包括京官七种(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县官一种(县令)，州府官一种(司录/录事参军)，以及幕府官一种(判官)，阐明了这几种官在唐代政府架构和士人官历中的意义与位置。

本书精选唐代几种最常见的基层文官，秉持“在传记中考掘制度史”的原则，从唐人的生平经历、从众多唐人的官历着手，详考唐代基层文官的各个面貌，以厘清唐人刚出来做官时的一些实况，特别是他们的入仕条件、仕途前景和职务等细节，对理解唐代士人的仕宦生活大有助益。全书共分七章。前五章分别探讨了京官(校书郎、正字)、县官(县尉)、州官(参军、判司)，以及幕府官(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等四类八种唐代基层文官，第六章则综合讨论这几种文官的共同课题，诸如俸钱、任期、办公时间与假期等，最后一章描绘出两幅唐代基层文

作者引出“军阀主义”的概念，并沿用C.M.威尔伯关于“军阀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的定义。这样，军阀政治统治时期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形成的政治系统，就成为作者主要关注的对象了。换言之，对个别具体的军阀的政治行为进行描述，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本书的研究要旨，而是通过“角色”的分类，然后加以系统分析的方式，从而凸显历史描述与政治分析的最佳结合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本书的研究路径是“避免对角色作出评价”，而重点在于对体制进行分析。

本书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视角，从优化政治引导、转变政府理念与行为逻辑、主体赋能、制度供给、技术嵌入等方面进行了路径探索。协商治理是由协商民主理论与治理理论聚合延展而来的一种新型治理范式，由于具备民主的价值属性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而逐渐被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思想，在农村社会如何建设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理论维度上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可以有效营造起社会治理的利益共同体、行为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因而农村社区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