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丛阐述了中古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古波斯、古印度物质文化交流情况，着眼于中国境内所见附着诸西方文化因素的各种遗存，就12个子课题进行了具体阐释，一方面厘清各种遗存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探索其西方来源问题。《BR》西来的文化因素不仅常见于日常生活，还被用于丧葬事务，更广泛地出现在佛教文化之中，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涉及饮食器、服饰、家具、葬具、地面建筑、石窟、单体造像等类别。基于学界披露和笔者实地调查资料，采用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图像学结合方法分析。

西周和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本书采取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不但对西周成周城和东周王城的地理位置、形制规模、结构布局、兴废年代以及东周王陵的分区和沿革进行深入探索，取得全新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对周穆王西征、禹铸九鼎、嫦娥奔月、圭表测景、王子乔升仙、王子朝奔楚和苏秦事迹等重要问题进行现代阐释。特别是对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根脉”性质的周公礼乐制度、《河图》、《洛书》、《周易》哲学、《老子》哲学和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进行提炼解读，从而把周代历史文化

本书从哲学诠释学和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对中西古典时代著名的传记史学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进行比较认识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进行了论证。此外，本书又从古今相通、中西互鉴的旨趣揭示了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在历史观、人文观和轶事观三个维度的异同，以及对两者在中西传记史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分析。本书认为对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不但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之，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在古典时代的中与西、哲学与历史、叙事史与传记史学的相互关联中，探求中西传记史学的特点，并在司马迁和普

本书作者沿着秦人的迁徙轨迹，寻找留存在地面上的秦人线索，发现民间风俗和文化中残留的秦人踪迹，在对地理的寻访、考察、辨析中，发现秦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统一六国的偶然与必然。

本书以唐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十五道为基础，考证梳理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八十七个方镇的置废及其辖区变动情况，归纳方镇辖区变动的特点，分析方镇置废及辖区调整的原因，总结方镇辖区变动调整的历史作用。方镇辖区调整原则打破山河形便，呈现犬牙交错分布及跨州遥领的特点。方镇置废及辖区调整，缘于唐廷与地方利益的博弈及实力的较量，背后的主要动因是唐廷寻求各种措施实现对方镇的控制。唐廷通过肢解方镇、调整辖区的方式，使方镇势力均衡，彼此能相互牵制，实现与地方彼此均衡的状态，对于唐后期的存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五代和宋代解决方

本书以黄河中下游嵩山东麓的郑州为叙述起点，以斯地彼域的原初聚落、中心聚落乃至城市文明轨迹流变综合比较，将笔触延展至其他河流文明，以此梳理、贯穿、归纳黄河文明的“多元与统一”的历史演化。通过远古区域性原生文明的再度书写，在突显中原区域文化的力量、作用、价值的同时，通过其他地域文化材料的铺陈，突显多域文化的原生、并进、交流以及最终抟合的事实。意涵“原初中国”的塑形传续、确立，不独在黄河、在中原、在郑州，此域只是中国远古历史的核心单元，而非所有。

《太平天国及晚清社会研究》由南京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办，主编朱庆葆。本辑共收录文章17篇，分为“太平天国及晚清史研究”“档案整理及考证”“追慕先贤”“综述及书评”四部分。“太平天国及晚清史研究”栏目收录7篇文章，讨论了《北华捷报》对太平天国的报道、咸同时期的直隶团练、太平军在常澧地区的军事活动及影响、太平天国时期扬州地方的地方秩序、萧一山的太平天国典志研究等问题。“档案整理及考证”栏目收录文章6篇，考证“沧浪钓徒”其人其事、胡林翼致潘祖荫未刊信札、晚清嘉兴府石门县门牌研究、太仓钱鼎铭

为什么被华夏正统视为文化落后的戎狄蛮夷都自认是三皇五帝的后裔？为什么几千年以来，戎狄蛮夷要不断逐鹿中原？本书通过考古学系统梳理发现，中原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先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距今9000～5300年的裴李岗、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先民不断向外扩张、迁徙，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上层交流，促成了祭祖祀天等观念的认同，才有了边缘族群在此后不断逐鹿中原又不断向外扩张景观的出现。中原族群在经过6000年的摩擦、冲突和融合，至西周时期，通过周公实施

本专著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XW031）的最终成果，研究的主题是中央苏区的符号传播体系与其话语建构之间的关联。 首先，研究在理论体系上做了两大带突破性的阐释：一是以语言学的离散系数（CV1和CV2）来测定社会语言集团的整合情况，将语词共现分析提升到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二是基于符号学分析符号内在结构的各种经典模式，将符号分析引向动态矢量分析模式，并为符号学介入新型数据（大数据）分析打开了一条通道。 其次，研究对苏区的符号体系与话语建构做了4个维度的关联解析：①以“苏维埃”一

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面相来表述全体，在中外学界都很流行。新文化运动就是如此，既存研究多以《新青年》及北大师生辈的声音来概括整个运动，而忽视其多元并进的一面。在当年具有重大影响的“梁启超系”，也有其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希望“以解放求改造”，创造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实现再造文明，其目标和方式都与北大师生辈有所不同。同时，该群体并非既存言说中新文化运动的外在对立物，而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性力量，参与且形塑了时代的思潮。后来被历史记忆所抹去的，也不单只是他们的文化观点与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