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别从《易》学与《春秋》学两个角度分述其在宋型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先从理论建设、理论运用、理论影响等方面剖析易学之于两宋学术文化的重要意义，并着力凸显出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再以宋元为具体切入点，论述易学在推动彼时思想多元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其中不仅涉及心学，也包括三教合一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命题。最后论《春秋》，分别论述北宋、南宋、元代的《春秋》学成就以及其在理学内圣外王之道的建构中所展现出的价值与影响，涉及诸如尊王攘夷尊王讨贼以及朱子学之影响等问题。本书为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著作，理论价值较高

《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摒弃传统思想史著述仅仅关注具体人物、作品的写法，提炼出包括天下观、正统论、儒法思想、老庄智慧、新儒学、中国佛教在内的六大主题。本书以上述六大主题为纲，围绕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历史观念或历史现象，如周礼、九州、五服制度、五德终始说、文质互补、夷夏之辨、大一统、改正朔、公与私、仁义观、逍遥游、齐物论、禅宗公案等，分别总结出十几个不等的核心问题，从思想史演进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以舒朗隽永的笔触，提纲挈领地阐释了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人们日常思想行动

本书从乾嘉考据学入手，揭示皖派学者在“理证”和“求是”方面的学术建树，论证戴震的理必、段玉裁的理校和王念孙的理训之间一脉相承的学术范式，力从乾嘉学者理性思维的角度，发覆他们在科学思想上的原创成果。在此基础之上，本书提出民国时期章黄承袭“理必思想”（即理性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出“发明之学”。“发明之学”与胡适和傅斯年尚西学而发展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及其“材料发现之法”，不仅有着学理的不同和时代的差异，而且二者经历了一场学术思想史研究至今尚未引起关注的“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这一学术范式

本书以中国近现代历史巨变为背景，从传统中国哲学“内圣外王”及“家国天下”的基点和理论出发，纵观梁启超儒学思想的脉络发展，探讨他对“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及新“世界主义”的现代转型的贡献，全面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梁启超儒学思想发展、革新、演进的历史过程。空间主线：以历史哲学视角为主轴，系统探索梁启超重构儒学并结合西方现代文明、再造中国精神文明；时间主线：围绕与梁启超“前后左右”相关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展开对其儒学思想内在的深入剖析。 本书采取哲学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了梁启超儒学思想的历史背景，逻

本书主要通讲《周易》经文的字句文辞，辅之以卦象用占。所用方法是以字解经、依传解经、据史解经及用现实解经，义理与象数相互阐发，数理取象尽量得到史事印证，既不虚弄象数，也不空谈玄理。

本书共分三部分：对人类学哲学本身的理论探索；人类学哲学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初步评介。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使命、双重理论视野与双重理论构建；马克思人类学哲学思想在时序中的深入发展；从人类学哲学视域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新理解；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及其开辟的“真正的哲学”等。

上册遵循中国古典哲学范畴及命题之脉络，渗入西方哲学之元素，设定了四十个古典范畴和命题，即规律、人本、治未、阴阳、中和、智慧、有无、天人、实践、批判、知行、思辨、精神、爱情、谦诚、生死、尚武、美感、人生、养德、善学、自强、成败、发展、权变、财富、核心、共赢、传承、整体、主动、博弈、危机、奇变、逆袭、雄辩、修错、补短。每个范畴或命题后有两到三个结合社会实际的短论，以具体事例或小故事阐述古典哲学理论，有理、可看、有味，从而形成《中国古典哲学导论》。将抽象理论具体化、生动化，全书内容丰富，读来轻松

本书在文本考察的过程中主要通过确立一个个思想路标，在思想史境域中，辨清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过程与根本超越之处。澄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阐明二者共生共长、互为推进的内在关系，对于整体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特质以及指导现实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教导我们，任何成功都要靠努力去获得。作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某些情况下，努力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他的哲学是：不要正面强攻，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简洁、轻松地达到目的。作者通过大量事例——法国极限走钢丝运动员菲利普·佩蒂、网球名将雅尼克·诺阿、足球名将齐达内、无氧深潜传奇人物雅克·马约尔、与狼生活的美女钢琴家海伦·格里莫、法国名厨阿兰·帕萨尔等人的现身说法，结合笛卡儿、德勒兹、巴什拉、司汤达、萨冈等哲学家、作家的理论与直觉，教导我们破解行动困难症，教导我们从身体

自20世纪以来，生命教育逐渐成为各国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书研究了英、美、法、德、日、韩、新等国家及我国实施生命教育的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生命教育目标的厘定和内容的设计、生命教育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并审慎提出一些启示和对策。本书既立足相关国家和地区生命教育体现出的民族性、阶段性、全面性、独特性，又注重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生命教育的反思与批评，更紧密结合我国国情、教情特点，理论与实践并重，借鉴与批判同行，力图在新的时代节点上，绘制生命教育的国际“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