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红色起点”系列丛书之一,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作者根据翔实的报刊史料取精用宏,对1921年7月上海发生的时事作了系统梳理,逐日描写上海这座城市在那个炎夏发生的故事。故事中既有革命浪潮的暗流涌动,也有平民百姓的生活日常;既有高官巨贾的灯红酒绿,也有贩夫走卒的酸甜苦辣,试图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上海滩。从这一角度来说,本书也可以看作一部上海史、一部市民生活史,读者可以从中体会上海红色文化的坚实根基和城市变迁。
当17世纪中叶英国的混乱促使霍布斯思考如何把国家做到秩序井然、成为安全乐土时,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共和主义者詹姆士·哈林顿则在设法研究造成英国政治局面迅速变化的社会力量后面的推动力。他依据亚里士多德研究财产的改革和政权变动关系的思路,从经济利益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方面来寻找原因。他以财产因素和心灵因素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颇具特色。本书表现了作者对一个理想国家的看法。书中表述了经济权力所到之处,政治权力随之出现的思想,这种思想具有特殊的现代意义。
本书以总分总结构布局,分九章全面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总结成就与经验。其中第一章总体论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第九章论述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命题的理论与实践;第二至第八章分述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书既有对各方面建设思想的阐述,又有对建设成效的展示,充分体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
本书系2021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作者从宏观的财政法律体系视角, 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 结合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 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法律路径, 提出了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厘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力关系、健全地方税体系建设、落实风险防控及预警措施、妥善处理存量地方债务、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确保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对策。全书体例结构完整, 逻辑严谨, 论述清晰, 对研究地方财政失衡的法律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当代中国》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大型当代中国国史和国情丛书, 是新中国国史研究领域的标识性作品。该丛书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近40年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所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成就, 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有机衔接的忠实记录。这套百科全书式的丛书, 是全面了解新中国国史和国情的资料库、数据库、信息库,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权威、可靠、内容丰富、立论科学的信史。《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呈现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大型当代中国国史和国情丛书,是新中国国史研究领域的标识性作品。该丛书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近40年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所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成就,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有机衔接的忠实记录。这套百科全书式的丛书,是全面了解新中国国史和国情的资料库、数据库、信息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权威、可靠、内容丰富、立论科学的信史。《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呈现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
本书首先介绍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其次介绍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评估做法,进而结合国情,分析自身优势和需要克服的难点,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重大政策评估体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的区域协同发展实践,其整个过程需要相关理论的指导,而对这个过程中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的总结凝练,也是对既有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具体到本书的研究,涉及市场对资源要素的配置、政府职能的发挥、动力机制、模 式创新、过程效果评估等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相关的研究过程从不同维度和方面丰富着现有的协同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
最为关键的是,本书试图从理论上勾勒出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可行路 径,并将其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区域协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作
本书立足环境、健康、安全等公共风险领域,以法律经济学的体系化整合技术与法律社会学的系统分化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尝试打破大陆法系根深蒂固的部门法壁垒,重构部门法划分的理论范式,将民法、刑法、行政法上的风险控制工具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揭示出不同部门法在风险管控问题上的关联性与互补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风险领域的公私法/部门法合作框架。在结构上,本书前半部分构建风险领域的公私法/部门法合作理论,后半部分立足具体风险领域进一步检验部门法合作理论并细化其制度合作框架。
本书的基本主旨是,法律东方主义造就的结果经常是作为主体的西方观察者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于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的话语霸权,不可能不对其进行反抗,但反思甚至反抗并不等于就是简单否定,而只是意在否定偏狭的原旨主义式的法治观念。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本质上是在现有体制构造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与法治国家的问题。当下中国学人既要接续后现代法学的批判精神,确立一种明确的自省意识,重新审视自己的法治观,在法治建构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现代性的傲慢与偏见,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