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学术论文50余篇,主要围绕浙东水利、运河文化、大禹文化等课题进行研讨,重点篇目有《绍兴尧舜禹遗迹图的编制与文化探源》《水利视野下的大禹治水及其文化意义》《论越国山阴故水道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唐五代时期浙东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动关联研究》《绍兴城市水利简史》《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更新中的文献支持——以绍兴为例》《发掘尧舜禹文化的当代价值》等,旨在全方位、多学科、深层次地研究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鉴湖,探索解决绍兴水利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书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可前后两面翻阅。上篇收录有与龙相关的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寓言,还有与龙有关的文博知识及“四大名著”中的龙故事。下篇收录有与龙有关的节日、风物、人物,等等。文本内容中还穿插引用了近百幅由出版社特别邀约的国内知名当代艺术家、设计师新创作的龙有关视觉、雕塑及文创作品实拍图样。阅读本书,读者可透过汇集的种种神话寓言,感受龙文化的神秘威严;也可领略风物民俗,发现龙文化的世间传奇;还可通过当代艺术家设计师的作品感悟都市生活中的丰富龙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书以1927-1937年为考察时段,运用历史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突破昔日成果分散与零星的局限,采用历史比较法,对高校进行分类对比,对不同专业与区域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及对策进行横向比较,探讨毕业生就业的异同与特点,客观公允地评价国家、社会与学校的作用;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域,系统阐释大学生就业的总体走向与特点,力图还原当时大学生就业的真实状况,即:中国大学毕业生因所属学科不同,其就业呈
《北京市情研究文辑》(第五辑)由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北京市情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包括“首都发展篇”“专题研究篇”“区域发展篇”3个篇章。《北京市情研究文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重点问题进行研究综述和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力图为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了解北京市情、研究北京发展提供参考。
本书汇编了近年来清华大学研究生特等奖学金、蒋南翔奖学金、一二九奖学金及国家奖学金等获得者的个人风采,全方位展示了优秀学子在学术科研、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成果,突出了当代优秀青年人的家国情怀和远大抱负,展现了清华学子勇于担当、行胜于言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面貌。本书展现清华学子如何走过学术之路、如何平衡科研与生活、如何应对挫折困难、如何规划职业发展,希望在社会更大范围内传播正能量,引领当代青年培育家国情怀、提升专业能力、为社会作出贡献。本书主要面向的读者对象:清华大学在校学生;清华大学校友;其他高校群体;社
谭旭东,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创意写作、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漫步红色宝山路》记录的是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红色印记,讲述这条具有红色遗址的街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发生的历史故事,以及宝山路街道在党的领导下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由此,本书的重点内容分为两部分:“回望——一路红色印记”与“前行——一路砥砺奋进”。《漫步红色宝山路》重在突出红色文化传承和引领,展现宝山路街道建设的光辉历程和今天的新面貌。
本书以行走和讲述中国大运河相结合的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自北向南行走在因运河而生的沿线城市中,体会其丰富的名胜古迹、古镇习俗和民间传说的魅力;在讲述中国大运河部分,娓娓道来各具特色的历史故事,感受大运河对文化交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中外文明沟通中闪耀的光辉。
兵马俑是大秦帝国实力与气度的象征,兵马俑的背后是无数个鲜活的个体在时代中生活过的证明,他们似秦帝国的一个个细胞,成为大秦帝国最鲜活的注解。
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和秦咸阳城遗址发掘领队许卫红,30年来始终坚持不懈地寻亲迹、研究秦史,在本书中,她为我们呈现了兵马俑考古发掘现场诸多细微的发现,它们合力再现了秦代社会的鲜活图景:沿着秦俑家族开枝散叶的脉络,能看到秦人怎样的创新和传承、现实与期望?物勒工名制度日臻完善,用接骨膏修修补补的兵马俑,代表着秦人的务实还是监管部门的妥协?秦代
本书记载清同治四年正月至光绪五年十月,作者游幕广州、肇庆、钦州、合浦、廉州等地的见闻,涉及当地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文人逸事等,于了解晚清广东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俞氏客居广东,在粤西时间较长,且历经数地,对粤西观察描绘较为深入。俞氏也多次寓居广州,与粤地文人学者多有交往酬唱,包括陈恭尹、梁佩兰、黎简、冯敏昌、张维屏等。故本书中也记载了不少俞氏的诗文作品和他对其他文人作品的介绍点评。
本书是一本邬庆时所著的笔记合集,含 《南村草堂笔记》 《白桃花馆杂忆》《东斋杂志》《穷忙小记》《听雨楼随笔》 五种笔记。邬庆时学识渊博,著述甚多,他在诗歌、历史、散文等方面都有大量研究和创作。他平生最痛恨文字之狱,著书立说,一丝不苟,认为“一时疏忽,千古疑传”,所以他写的文章都很重视材料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