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和人类学、考古学一样,都是西方舶来品,而我国博物馆学的相关研究却处于相对滞后的尴尬境地,甚至于很多学者都不认同博物馆学是一门学科。博物馆伦理与博物馆定义被认为是国际博协的基石。近年来,“伦理”一词被写入博物馆新定义中,博物馆从业人员、博物馆活动参与者日益成为一个伦理共同体。该套译丛传达出一种对21世纪博物馆伦理的深刻认知,力图探明博物馆伦理与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力量之间的关系。《实践中的博物馆伦理》是博物馆实践工作中伦理相关问题的操作指南。在阐明博物馆伦理的理论和实践价
《梦游者》讲述了西方宇宙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最终抵达现代人所熟悉的版本。本书按照时间线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英雄时代、中世纪、哥白尼、开普勒以及伽利略,作者突破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僵化区分,用动人的笔墨展示了宇宙学家们的创造性探索,描绘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如何艰难而戏剧性地摆脱中世纪世界观的桎梏。作者为一系列伟大的天文学家提供了生动而明智的肖像,并明确指出政治偏见和无意识的偏见在他们的探索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影响安全与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本书深入研究战争与和平的转换问题,通过总结战后局部战争和局部和平的基本理论,分析战争与和平转换的特点规律,提炼战争与和平转换的经验教训,旨在为读者学习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指导战争向和平转换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本书集结了德国先锋科幻作家保罗·歇尔巴特的六篇幻想奇特、充满异星吸引力和哲思表达的重要作品,以惊人的想象力、诗意的笔触和过人的理论能力,构思了一个个特点迥异的外星世界和生物种群,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与人、工程与艺术、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有生命的材料与无生命的材料的哲学和科学讨论,并且由此发展出一系列美学议题,其新颖程度和思维缜密程度都令人叹为观止,表达了对文明交流的渴望以及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
郑建宣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金属物理学家,我国合金相图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曾参与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物理系创建和1958年广西大学复建,曾任广西大学副校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志鹏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广西大学校长 ,曾带领广西大学进入211工程院校,负责我国首个大科学装置北京谱仪的建造和运行,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物理学会终身贡献奖等奖项。本书对郑建宣、郑志鹏这对父子物理学家、父子校长的生活、求学成长经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重点
《宋元戏曲史》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地研究戏曲发展史的论著。全书共十六章,以论述宋金元杂剧的渊源、戏剧文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为主,兼及曲调和演出,对宋以前、元以后的情况及元代的南戏也附作介绍。该书考察了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对戏曲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收入此作时改名为《宋元戏曲考》。《宋元戏曲史》最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9月出版,本次出版选用商务印书馆1933年3月国学小丛书系列版本为底本,封面亦
祸兮,福之所倚。冯桂芬的人生是老子这话的最好注脚。本书展现了冯桂芬的人生际遇他前半生作为闲居高位的清廷官员,可以说是碌碌无为,知天命之际避战祸客居上海,因而开阔眼见,革新思想,写出了让他青史留名的《校邠庐抗议》;更道出了《校邠庐抗议》的开眼看世界、取其所长的眼光和主要思想。
大家精要·典藏版丛书简介:
以近300位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古今中外大家为对象,着重撷取与体现其思想精要。丛书作者皆为各领域学术前沿学者,他
这是一部反映协和年轻医生成长的故事集,包括他们从医选择、医学学习、一线临床以及恋爱、职业规划、援外等方面的故事,多维度地呈现了医学生和年轻医生的生活与思考。本书的撰写者主要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生,以及协和医院的青年医生,他们的文字有专业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温度,令人读之或深思,或泪目,或莞尔一笑。
在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出版战略的新时期,出版已经不再是原有的狭义概念,出版社作为内容提供方,所创造的产品从纸质图书、期刊等延伸至电子书、数据库、服务平台、定制化产品等。出版业面临这一难得的从内容到运营全方位革新的历史机遇,也遭遇了新模式探索、商业模式构建、社会价值实现的挑战。因此,本选题通过梳理出版企业在融合发展的新时代面临的市场机遇与挑战,商业模式的历时对比分析,为新时代的出版构建基础的商业模式模型,并探索研究可实践操作的具体商业模式。
普遍管辖权的依据是其所针对的罪行是为国际社会所普遍关注(universal concern)的罪行。涉普遍关注管辖权可分类为:第一,纯粹的普遍关注型管辖权,或真正的普遍管辖权,即仅以罪行受普遍关注为依据的管辖权;第二,普遍关注加现身型管辖权,即其依据除罪行受普遍关注外,还有犯罪人现身于该国;第三,普遍关注加条约、现身型管辖权,其依据相较于第二种增加了条约规定的义务或权利;第四,普遍关注加条约、现身并体制内属地或属人型管辖权。国家实践为上述观点和分类提供充分的依据。